金卫民对着他那本皱巴巴的小破笔记本抽了一宿的闷烟。

他凡事喜欢查个明明白白，知道这牵扯人命的事情最怕所谓的“大概齐”。

还记得刚当民警时，他调解过一桩纠纷。

有个哑巴老太太被人诬陷是小偷，说是偷了临街菜贩的两块钱。菜贩骂得难听，老太太回不了嘴，只抹着泪，徒劳地对着空气比划，说着无人能懂的辩白。后面菜贩发现是自己放错兜了，笑着说误会，老金坚持让他去给老太太道歉，然而等找上门时，他们发现老人早已吊死在家中。

这事对年轻的金卫民触动很大，以至于在后来的噩梦中，他总是看见那衣着寒酸的老太太站在角落，一双流泪的红眼望向他，期盼着，哀求着，请他替自己主持个公道。

可是，他听不懂她的话。

在梦的终点，吊在半空的老人张大嘴巴，腐烂的手指指向空荡的嘴巴，质问他，为什么不替自己说话。

他不想再看见任何失语者被污清白了。帮老百姓出头，这才是警察该做的事情。

他决定了，就算李友生讲不明白，他也会替他查个清楚。就算他真是杀人犯，就算真是挨枪子的货，那也得让他死个明明白白。

老金忽然想到现在国外盛行一种新的鉴定技术，好像叫什么 DNA。

不过价格贵，还得专门申请。

一九九九年的剪子股派出所穷得叮当响，整个单位窝在大道东头一个不起眼的小四合院里，所有资产加起来拢共就是六七间砖瓦房，一辆警用三轮摩托车，一辆老吉普，还是人家市里头淘汰下来不要的。

他不知道上头会不会同意把这项新技术批在这么个案子上。

老金灌了一大口凉茶，又呸呸呸几声，把茶叶沫子吐回搪瓷杯里。

他犹豫着，如果上头不批，他自己掏这个钱行么？

可他工资也不宽裕，花这么些钱就为了给一个不认识的疯子翻案？

这还两说，要是翻不了呢？这不等于蹦出来跟所有人大唱反调？

然而那个黄昏，当被人揍得鼻青脸肿的小仁青窝在他怀里痛哭时，他还是动了恻隐之心。

返程路上，透过警用三轮摩托的后视镜，望着那个傻站在树下一直朝他挥手的小孩，他下定了决心，晚上一定找所长好好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