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你说，你说！’”贾母一听这里面的主角跟王熙凤同名，就觉得蛮好玩的，反而有点好奇了。“女先儿忙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了，不知是奶奶的尊讳。’”“讳”是指对尊敬的人，不能直接叫或者写他的名字，古代叫做“避讳”。“凤姐儿笑道：‘怕什么，你只管说罢，重名重姓的多呢。’”

“女先儿又说道：‘这一年王老爷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大概都发生在上京赶考的时候，因为平时家规太严，小孩子不敢轻举妄动，一进京赶考就不得了了，所有谈恋爱谈昏头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时刻。真庆幸古代有这样的一种科举制度，至少解放了这些男孩子，盼了十八九年就只等着这一天，能去认识苏三、金玉奴之类的人。“那日遇见了大雨，走到一个庄上避雨。谁知这庄上也有个乡绅，姓李，与王老爷是世交，所以便留下这公子住在书房里。这李乡绅膝下无儿，只有一位姑娘名唤作雏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一说这个女孩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贾母就不耐烦了，“忙道：‘怪道叫作《凤求鸾》。不用说，我已猜着了，自然是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了。’女先儿笑道：‘原来老祖宗听过这一回书。’众人都道：‘老太太什么没听过！便没听过，猜也猜着了。’”

接着贾母就发表了一段她对于中国戏剧很有趣的评论。过去因为礼教很严，像贾珍回到家里，他的儿媳妇都是要回避的，可就是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西厢记》里也好、《牡丹亭》里也罢，都是佳人爱上才子。贾母觉得戏里把这些女孩儿说得太坏，以当时的贵族对女孩子的训练，根本不敢这个样子。“贾母笑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了，父母也忘了，羞耻也没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这八个字是很严重的批评。

贾母这种大户人家出身的贵族女性，认为这些书绝对是在乱讲，真正大户人家的女孩子是根本碰不到什么男人的。就像林黛玉长到十几岁，她见过的男人大概不会超过五个。在社会禁忌严重的时代，才子佳人的故事恰恰能给人一种心灵的补偿，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说过：“文学艺术是苦闷的象征。”以前的人那么爱听《牡丹亭》、爱看《西厢记》，就是因为在真实世界不可能，只好在幻想的世界里完成。

贾母对此很不以为然：“那一点儿是佳人？就是满腹的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看他是才子，不入贼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贾母的评论很有意思，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极端表现手法，艺术作品表现的常常是现实里没有的事儿。但如果做另外一个文学评论，我完全可以说，正因为不是真实的，它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幻想，艺术很多时候表现的就是人们的心理诉求之实。古代的青年男女完全没有婚恋的自由，这些故事的流传，满足了大家心理上的需求。

我想有时候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去分析。比如当年台湾流行的琼瑶小说，其中就有女性对爱情自由的一种渴望，《窗外》发表在台湾礼教非常严的时代，一个女学生爱上他的男老师，那绝对是当时社会的禁忌。等到了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以后，在大家都非常渴望流浪的时候，就会有三毛这样的作家出来。从社会史的角度可以对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则进行探讨，它的结论跟贾母是不一样的。

贾母接着批评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的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