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融会通变，创立了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新原理；又待此新原理，

加上他一贯坚持的“历史上之见地”，以衡鉴我国文学的历史演变及其

盛衰得失，从而发现了某些具有共同规律性的现象。

甲、“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王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

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宋元戏曲史序》）此为王氏有关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观点。它虽与

胡应麟、顾炎武、焦循诸人的论点有相承处，但不尽同。胡着眼于诗的

“体”（如从四言一直变到律绝）、“格”（如从三百篇一直降为三唐），

诗既“格备”“体穷”，于是“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

之曲。同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诗薮》内编卷一）顾主

不得不变之”‘势”。（《日知录》卷二十一）焦意在提取每一代之“胜”。

（《易余簦录》）而在理论阐释上三者均若不足。王氏则致力于探究此

种“一代之文学”之所以“盛衰”或“升降”的共同“关健”，以及“后

世莫能继焉”的根本原因，大约可分如下两个方面：

1.一种“大文学”之“全盛时代”形成的一般规律

凡一种“大文学”或“大诗歌”之兴起，大抵最先萌蘖。于民间，

渐次酝酿于文坛，值先前的流行文体衰微之际，社会既有此革新需要，

又适有“一二天才”者出，“充其才力”以推动之，遂臻于“全盛时代”；

它扩大了审美的范围与艺术表现的领域，它拥有大量的涉及生活各个方

页的崭新而又深于意蕴的艺术意境，因而它成了再现这一时代的自然人

生之最真实最新颖、也最生动最清晰的“镜子”。以楚辞为例，其时南

方富于想象的神话传说流行于民间，渐渍于文士（如庄周、接舆等）之

作，而富于感情的北方文学又“止于小篇”，两者汇合之势已成一种客

观的社会要求；而屈子适于此际出现，于是挟“更为自由”之想象，以

发表“更为宛转”之感情，”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

（《屈子文学之精神》），终于形成一代之“大诗歌”楚辞。故王

氏又云：“楚辞之体非屈子之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已与三百

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另如元人戏曲，王氏溯其远源于上古之“巫”

与娱神的歌舞，后此民间的叙事体、代言体歌诗（如《诗?卫风?氓》、

汉乐府中的《焦仲卿妻》等），以迄宋金之杂剧、院本；又值词体衰微

之时；元代士人以“废科目”故，“才力无所用”，”适杂剧之新体出，

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按，如关、玉、马、白、邓等）出于

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宋元戏曲史》）

按，王氏不信文学“后不如前”、“代降”等传统观念。他坚持文

学“描写”和“复现”自然人生，乃是“人类的镜子”这一根本原理。

他把眼光投放在发轫于民间的某些“不重于世之文体”，从这里觅取一

代“大文学”的起点，他深深懂得，这种“一代之文学”以自己时代所

特行的审美与艺术处理方式，来再现自然及人生的美，它的一个根本特

点正是，高度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