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各种人物性格描写得越是正确，越是严格地遵循自然的法则，

那么他的名声也就越伟大；所以莎士比亚就矗立在高峰之上了”。（叔

书，三，3839）此即他的认识论在文学上的应用，其重视客观的态度

是很明显的。

（四）讲再观（就艺术创作看）

王氏云：“天才者出，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按，再现）

之于美术（按，文学艺术）中”。（《红楼梦评论》）此就整个文学艺

术而言；又云：“诗歌者，描写（自然及）人生者也”（《屈子文学之

精神》）；“诗歌之所写者，人生之实念按，理念），故吾人于诗歌中

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此就诗歌之

特质而言。以上三个定义，其中一、三本于叔本华，其二本于席勒而加

以扩大。持此以与《词话》中“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比，

其基本精神原属一致，即均重在对自然人生及其理念之观照与再现。

王氏认定，“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

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其时“诗

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

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按，个别，下同）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

观之”。（《屈子文学之精神》）这个“古代”指的是“建安以前”。

以建安为分界，我国古代诗始从“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扩而及于

“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他肯定古代诗的这一历

史发展的进化现象。（试与韩愈、白居易诸人对六朝诗作的讥评，如“众

作等蝉噪”、“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之类相较，观点迥异）显

然，建安以前的古诗重在主观感情的抒发，景物一般不作为审美观照的

直接对象，而只是抒情的某种背景和陪衬而已，故一般地讲，“表现”

重于“再现”。即如《三百篇》中的“燕燕于飞”、“零雨其濛”、“杨

柳依依”之类，前人有目为“化工之肖物”者，究不脱此种范围。若《硕

人》摹硕人之美而传其风韵，《无羊》写牧群之盛而得其神态，如此之

类，近于以再现胜，而为数毕竟不多。

以词论，王氏推尊五代北宋而薄南宋。他赞许周济之说：“北宋词

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

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周济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可现重于表现的问题。

此处所争并不在叙情。写景之孰先孰后，而在是否真正得自自然人生之

直接的生动的观照与领悟，并以“作常之巧力”使之再现出来，依叔氏，

“只有从观照而且真正纯客观的观照中业已萌生出来的，或者直接被它

激发出来的，才包含着活生生的幼芽，从这幼芽中，真正的创造性的种

种成就才能逐渐成长，不仅在雕塑与绘画艺术中如此，在诗中也如此”。

（叔书）三，131）诗人的想象、感情以及种种艺术匠心，只是依据这一

“幼芽”（尚未定形的“个象”“图画”）自身所可能到达的理想的高

度，给以独特的“补助”“生发”。无论“俯拾即是”地忽然得之，或

者“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式地历尽艰辛而后得之，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