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文学革命」蜕变到「革命文学」的那个传统。

知名文学批评家王德威，提过一个很经典的说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在晚清的时候，文学创作者对世界文学的态度，相较后来而言其实是非常开放的，而不是许多人想当然以为的陈旧、保守。

比如《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是国内最早翻译雨果的人，他本身也非常推崇法国浪漫派文学。

国外的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甚至于科幻小说，在当时都被翻译到了国内。

而跟诸如「救亡」、「变革」之类趣味相关的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品类。

后来随着国事愈艰，新文化诸将登上文坛，意识到小说对民众的激发感染作用，开始将文学作为一种宣传和启蒙的工具。

智识精英们有意识地译介、创作跟革命、觉醒有关的作品。

晚清以来的百花齐放，收束而成为 「文学革命论」：使文学充当革命之用，开民智、动人心。

但即便在这个时候，文学的外延也仍旧相对丰富。

清晰的美学教条还没有形成，作家亦不感到过分的束手束脚。

凡是能帮助青年认识世界、理解旧世界之恶之罪的作品，都有望被引进过来，被使用到本土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去。

比如茅盾曾译介过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左拉，他本人的创作也深受自然主义影响。

而巴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两位安那其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缩写。

这些思想资源，如果以后来的标准去评判，显然都属于芜杂、乃至于要扬弃的对象。

从「文学革命」再到「革命文学」，创作旨趣进一步收束。

写什么、怎么写，也受到限制。

在这种严格限制下，连赵树理这样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也感到无所措其手足。

那些城市来的，就更得审视自己是不是有「小资产阶级病」了。

拜劳苦大众为师，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终至于无真话可说。

文学受到的干预愈严，作者愈发不知道如何表达。

受无形之网所束缚而形成的文学实践，看起来是要承担某种社会责任。

最后却使得巴金这样的局中人，旗手干将，终至于连真话都无法顺畅出口。

这就是先锋作家们试图打破的传统：

过去承担的，现在不再承担；过去的写法，现在也一并要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