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和上述各家比起来，就显得亲切多了。

但他作品里的战斗意识，同样不遑多让。

余华说，先锋是叙事的革命。

那么被挑战的又是那个传统呢？

这个问题，很值得细究。

我大学时代的文学理论老师刚好是位先锋作家，当年在课堂上他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

「巴老（指巴金）倡导我们，作家要『讲真话』。世界文学发展到什么时代了，是一个讲真话能概括的吗？」

这句话，传达出了先锋作家的一种普遍感受，甚至可以说是焦虑。

这种焦虑包括两个向度：

一方面是世界文学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拉美地区之类的第三世界的文学创作也在大放异彩，我们却没能跟上；

另一方面是文学界的权威，还在试图延续业已陈旧的创作导向。

巴金倡导「说真话」，在今天来看，其实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他本身就是一位感情激烈、非常高产的作家。

又经历过特殊时代，具有相同遭遇的人，都深感说真话的可贵，乃至于忘了怎么「说真话」。

巴金提这一点，重心不在文学形态，而是思想层面。

但是在先锋作家这儿，巴金的话是极不入耳的。

它代表着过去规范的延续，代表着某种位面的「传统」。

那种过去赋予给作家的社会责任，比如引导啊、塑造啊。

但先锋作家都不再 care 了。

他们要以战斗的姿态，去重估一切价值，去描写各种礼崩乐坏和失范的存在状态。

不是出于揭丑，或者察人之恶，而是因为这些在他们而言更加「真实」，更加符合对存在的感知，更有利于摆脱传统的枷锁，正所谓「对不遵从主义的颂扬、勇往直前的安所」。

所以这第一个被挑战的传统，就是作家身份的传统。

其次，文学本身的「传统」，也是先锋文学试图背弃的。

当然，这个传统并非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

先锋作家们要面对的传统，其实是从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之后，白话文小说所趟出来的那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