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说我们回到伦敦之后的事。

1888年九月三十日，我们还忙于梅丽的案子的时候，有两位女性分别在伯纳德街和阿拉法加广场城郊遇害。真正把我们和这些灾难联系在一起的是十一月九号发生的事情。那天早上，一个叫玛丽简凯利的女人在多塞特街二十六号被杀，喉咙被割断，苏格兰场的记录是刀刃一直到达脊柱，一只耳朵被割下来。这正是侦探悄悄在剪报册上留下了一切相关信息的白教堂血案的最后一环，死者是第七个。苏格兰场对此一筹莫展，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凶手的信息。坊间称其为：开膛手杰克。

这是伦敦百年来少见的噩梦。

我和福尔摩斯的职业决定了我们对人类残忍的定义非同常人。战场和警局，这两个地方可以见到普通人做噩梦也想不到的兽行。就我和我的同事们对外科手术场面的习以为常来说，人类克服对自己同类鲜血和痛苦的恐惧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时不常地被超乎自己接受范围的罪恶惊得四肢僵硬，目瞪口呆。这个时候，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还是不得不相信，人的残酷是没有止境的。罪行到了这种程度，用邪恶或者罪恶来形容未免太虚弱了。

有时候我会宁可那天没有和福尔摩斯一起去停尸房，没有亲眼看见玛丽简凯利的尸体，虽然我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伤口。我还记得福尔摩斯当时的样子，眼神骤然热烈起来，胸口起伏，一言不发地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把盖着尸体的白布又往下撩开了一些，露出不成样子的上半身，搭在尸身上的手指不易察觉地微微发抖。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些首先发现死者的可怜的人们，他们吓得肝胆俱裂，有人当场失去意识，有人呕吐不止。我会想起那些接受这个案子的苏格兰场老警员，他们在那个夜晚硬着头皮走进米勒庭院，被浓重的血腥味和一地鲜血震惊了，脸色惨白，额头冒汗，面面相觑。在他们将来的整个职业生涯甚至整个人生，这个晚上都会被反复提起，反复传说，但不会有人把这个当作证明自己勇气的光辉历史。到此为止，我不会再回忆或复述和现场有关的任何更详细的细节。

九号下午，雷斯垂德就带来了这个消息。

雷斯垂德像散步时顺路拜访一下一样进了221B，首先见到夜莺，聊了聊她的家事。福尔摩斯懒洋洋地从楼上下来，精确地把警官试图通知他的信息说出了百分之七十。

“开膛手杰克，这倒是个好名字。”福尔摩斯把烟斗放在一边，“那些记者们有点小题大做，故意加重恐慌。”

“随他们怎么说吧，”雷斯垂德说，“我们和几家报社都收到了声称是凶手的亲笔来信，都是挑衅，但是经过我们的笔迹专家鉴定，只有一封信可能是凶手写的，其他都是好事者和记者的恶作剧。但是那封信带给我们的线索也少之又少。劣质信纸和墨水在任何一家三流旅店都能找得到，字迹潦草，显然执笔者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加上种种背景条件，我们已经把范围确定在白教堂及其附近的流氓无赖上。但是……”

“但是对于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爬虫的泥潭来说，苏格兰场的警力还是太无力了一些。”福尔摩斯轻轻一挥手，打了一个响指。

“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放在白教堂的每个角落二十四小时监控，”雷斯垂德说，“谋杀可能在任何一个角落发生，没人能在精确的时间出现在精确的地点。”

“听上去不是很愉快……”福尔摩斯下意识地把十指交叉在一起，“这些案子也许不是同一人的手笔。第一案太骇人听闻很可能引发其他人效仿，把嫌疑引到第一个凶手的身上。”

“可能，但是就个人而言，我不太相信。”警官摇了摇头，“如果是一枪打死或者一刀捅死，那当然很好效仿。可是把一个人的头割下来，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