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是清朝五位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皇家大乐园，历经一百五十余年的不断经营，工程几乎无一日中断，遂集明清园林建筑之大成，更包含西洋建筑，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颗灿烂明珠，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有名的大型宫殿式御园。

中国传统帝王在儒家的影响之下，正式宫殿的设计都要按照周礼的规格，虽望之俨然，庄严隆重，合乎礼教，住在里面却不一定舒适自在，自然会利用其雄厚的资源，别建离宫，寻求舒适自在，满足享乐的欲望，于是汉有上林苑，唐有大明宫，宋有艮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也在北京一带建筑皇家园林。到明清时代，建筑跟庭园设计，经过数千年之演进，已臻成熟，甚至完美的境界。清朝皇帝即在此雄厚的基础上，挟其开国后丰厚的国力，在北京西郊营建了一系列的皇家园林，而圆明园就是其中最富丽堂皇的一座。

圆明园原是康熙给四皇子雍正的赐园，最初在规模上远逊于康熙本人的畅春园。雍正继统之后，逐渐将圆明园作为清帝的主园，因而开始扩建。清朝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汉化颇为彻底，无疑是一儒教帝国。雍正之重视礼教，固不在话下。他为了扩建圆明园，有意或无意中表露出为了享乐而有违礼教的顾忌。作为天子，举天下供奉一人，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作为一位好天子，却不欲过用物力，尽情享受。他登基不久，适逢母丧，特意延迟了正式入居圆明园的时间，可见自知园居是一种享乐，有碍儒家的丧制。

雍正皇帝一旦于1726年农历新正大张旗鼓入园之后，迅将园居作为常居。他显然觉得于心有愧，所以力言圆明园不仅是行乐之地，也是行政之所，并下诏在园内处理国政。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立即在园中建起正大光明殿、勤政殿等官署，办起公来。朝中将相大臣亦络绎于途，来往于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惟当风雪严寒时，可免老臣朝见，不必为皇帝的园居付出过多的代价。雍正为了警惕自己，在园中的勤政殿里，高悬“无逸”两大字以自勉。雍正确实是一位勤奋的皇帝，似未因园居的快乐而妨碍公务。也许就他而言，可以在享乐与礼教之间得到一些平衡。

自此，圆明园成为皇帝常居之所，也因而成为活动频繁的一个中枢。从内阁大库档案可知，六部所报事由颇多与圆明园有关。诸如礼部于乾隆三年六月，知会指名官员于初十五日五鼓时分“赴圆明园内阁朝房齐集以便带领引见”；户部于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圆明园该部朝房集议河南省、田主、佃户交收租息事；乾隆于四十六年、五十五年分别驻跸圆明园，主持殿试事宜，又于五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设宴款待朝鲜等使节，以及在京一品文武大臣与外省提督等。皇上在圆明园设宴，引见官员，办理殿试、会试、复试等尤称常态，历五朝而不衰。

雍正扩建圆明园及其属园的欲望已很强烈，但比起乾隆皇帝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乾隆于1738年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住进圆明园。他自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刻意要求自己，如何做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好皇帝；然而他喜爱圆明园之深，以及大事扩建的欲望，难以自禁。在礼教影响之下，他自觉过多的营造与个人享乐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物质条件许可之下，仍然忍不住尽情大兴土木，以遂游观之乐的强大欲望。从他一方面诏谕不再营建，另一方面仍营建不懈的作为上，可见其矛盾的心理。他除了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更向东扩建，营建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并六次南巡，将江南园林的精华，如狮子林等等，移植到扩大的圆明园。长春园以乾隆退休后的居所为名建造，然而事实上，早在他退休前四十年，长春园已经建成。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他为了建园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处处显示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