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2 / 4)

浪,我们只是贪婪地抓住此时此刻的宁谧。我想到很久以前,在火焚之后的长沙,我与沪萍也是这么挨着彼此枯坐在断壁残垣之中,不同的是,如今,我们是坐在我们自己的废墟之上了。

沪萍忽然开了口,她一定是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了,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又笃定。她说,丹丹,我有话跟你讲,你听着就好,不要打岔。

微弱的月光自破碎的玻璃窗外斜落进来,勾勒出沪萍棱角分明的侧脸,一个倔犟的轮廓。她说,丹丹,我不知道天明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明日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在一处,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们扣上怎样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丹丹,你要冷静。不管他们怎么讲,你是干净的,我也是干净的,我们堂堂正正,清者自清。所以,不论怎样,挺直腰杆,别低头。

我说,我知道。

沪萍把我的手覆在她的掌心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摩挲着,叹一口气,丹丹,我自己倒没什么担心的,我担心的是你,万一我不在了,你怎么办?

我没出声,她似乎也并不想知道我的答案,因为她很快地接着刚才的话头讲下去,丹丹,你答应我,万一我不在了,你要活下去,好好活下去,捱到这场运动过去,给你自己,也给我洗脱罪名,不然,不然……

语气稍一迟疑,却又旋即变得坚定,她说,不然,我死也不会安心。

沪萍的手在颤抖,我的喉咙哽咽着,只能艰涩地迸出一个字:好。

匀了匀呼吸,我又说,万一是我……

沪萍斩钉截铁地打断我,不会的。

我不搭理她,继续说下去,我说,无论我们谁不在了,另一个人,必须好好活下去,捱到这场运动过去,为彼此洗脱罪名,沪萍,你也答应我,不然,我……也不会安心。

四下阒寂。然后,我右手的尾指被勾了一下。

沪萍轻声说,好,我答应你。

天明之后,当我出去打扫庭院时,才发现,庭院内,房门上,弄堂里,触目可及之处,密密地张贴了不计其数的大字报,大字报与大字报的间隙之中,红色油漆泼洒着张牙舞爪的标语与口号。我想动手去撕,被沪萍拦住了,沪萍说,你撕了,他们再来张贴,还会再给你扣一项罪名,何必?

午后,来了人。如沪萍所预言的,我们被分开带去隔离审查。扣给我的罪名,是美国安插在国内的间谍,国民党安插在共产党内的特务,还有语焉不详的“作风不正”,然而他们手头的证据,却仅仅是我的毕业文凭,还有三个玻璃瓶的纸鹤。我试图辩驳,试图讲道理,试图用缜密的逻辑去拆解去攻破所有莫须有的指控,但很显然,对方不讲道理,也不讲逻辑,他们擅长的不是这个,他们擅长的,是谩骂,是武力,是折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人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比之恐惧与愤怒,我更觉着荒谬,亦觉着无力。

一开始我还数着日子,后来病了一场,再数不清了,索性也不再去数。既然辩驳无用,道理无用,逻辑无用,唯一有用的也只有沉默,我不再耗费心神去反驳什么,分辩什么,只以残余的最后一些气力去专心致志地想周沪萍。在没日没夜的审讯与批斗中我想周沪萍,在如狂风暴雨落下的拳头中我想周沪萍,蜷卧在潮湿又阴冷的水泥地上我想周沪萍,我的胳膊脱臼过,又被粗野地掰正回去,在撕心裂肺的痛楚之中,我仍然在想周沪萍。我不能不想周沪萍,因为周沪萍是汪洋中我唯一能够抓住的浮木,我若不想着周沪萍,兴许会想些别的,比如为什么道理无处可讲?为什么社会会变得如此失序癫狂?为什么我们的同志以血泪换来的“新世界”会变得如此不堪?为什么无辜之人仍在受难?为什么作恶之人如此嚣张?到底是螺丝钉松了还是齿轮坏了?理想也会幻灭吗?信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