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能忍，我不能，我不能接受他们这么误会你。

沪萍吻一吻我，微微地笑着，吻是疲惫的，笑容也是。她说，丹丹，他们误会我，我写材料把事实陈述清楚，道理讲明白，就没关系了，我没有对不起党，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问心无愧。旁人的话再怎么刺耳，我只当没听见，你也只当没听见好了。

我拥抱着沪萍，这一两年，她消瘦得厉害，肩胛骨硌着我的手，硌得我鼻尖发酸，双目生涩，我说，沪萍，这不是我从前向往的新世界。

沪萍沉默了片刻，说，丹丹，你还记得从前田先生是怎么形容新世界的？

当然记得。父亲告诉我，新世界温暖又可靠，当它拥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适应。它仿如一台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我们必须努力向前奔跑，才追得上它。沪萍说，是的，既是机器，也不免会有出岔子的时候，也许是一个螺丝钉松动了，也许是一个齿轮失灵了，但只要稍作整修，又能够继续运转，保持它的活力。无论如何，我们得相信它，我们得有耐心。

我想周沪萍是对的，在我心中，周沪萍总是对的。

我们未曾想过，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暴，已在命运的转弯处悄然酝酿。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周沪萍从前的身份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我曾在美国求学，又曾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历史不“干净”，身份亦不“清白”，也不能幸免。七月，一个燥热的夏夜，七八个红卫兵撞开了门，他们气势汹汹，砸碎了五斗橱上的花瓶，打烂了房顶上悬着的吊灯，葡萄酒流了一地蜿蜿蜒蜒，高脚杯的玻璃碴子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书架上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与茨维塔耶娃被撕成碎片，实在是撕不完的，被乱七八糟地丢在庭院里烧，唱片机被摔在地上，唱片四分五裂，卧房床头柜里的现金与首饰被席卷一空，包括一枚嵌着红宝石的戒指十七年前，在北平厂甸庙会，周沪萍送我的第一枚戒指，只值十块大洋。当时，周沪萍还很诚实地告诉我，假的，宝石粉的。

假的红宝石已失去光芒，显得既土气又俗艳，然而他们并没因此放过它，它被裹在几条项链与几对耳环中，被丢进了一个蛇皮口袋里。周沪萍一定也注意到了，因为她倏然用力攥住了我的手，攥得我腕骨生疼。

意思是，不许冲动。

这条弄堂里，抄家，我们并不是第一户。沪萍说，钱财是身外之物，思想不凝滞于物，回忆也是，他们要打砸，要焚毁，任他们去，拼上性命，不值当。

最后被抄出来的，是床底下的一口红木箱子，箱子里有三个玻璃瓶，玻璃瓶里是从前我折给周沪萍的纸鹤他们若是一把火烧了，倒也罢了，然而纸鹤双翅上隐约透出的字迹却惹来注目，他们饶有兴味地拆了几只，遽然变色，先是惊恐，旋即是一闪而过的喜色。他们互相传阅着，当中有个姑娘先啐了一口，骂道：下流，无耻，不要脸。

纸鹤也被尽数丢进蛇皮口袋，作为“罪证”。收获颇丰，红卫兵们兴奋不已地离开。被打烂的吊灯只余下一个颤颤巍巍的灯泡，无力地闪烁了几下，终于也熄灭了。整个世界的黑暗，如潮水般汹涌而至，湮没了我们支离破碎的房间。

我摸索着抓住沪萍的手，溽暑的天气，她的手冷如寒冰。

我说，沪萍，对不起，我早该把纸鹤处理掉的。

沪萍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又不是你的错。

我说，不是我的错，是谁的错？

沪萍沉默了，许久，才自言自语，是呀，是谁的错呢？

声音有些嘶哑，我知道沪萍哭了，因为我也哭了。

我们又累又乏，没有灯，也没法拾掇乱七八糟的房子，索性挨着墙根坐下来，却全无困意。谁也不知道明日还会有什么惊涛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