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崩塌吗？

我担心我若不想着周沪萍，我会失去我最后的理性与冷静，从衬衫上撕下一根布条，把自己吊死。

我不会死，因为我答应周沪萍，会活下去。

于是我专心致志地想着周沪萍。我想着我第一次见到周沪萍时周沪萍的白衬衫与百褶裙，我想着空袭时周沪萍如何搂着我轻言细语地哄我安抚我，我想着营盘街上属于我们的一间灰瓦白墙的平房，窄窄的木板床上铺着温软的被褥，炭火盆烧着，冻雨叩击着房檐，远远地传来“甜酒冲蛋”的吆喝声，我想着绍兴乡下低矮又狭仄的教室，西珠市口简陋的旅馆，我想着周沪萍如何给我清理伤口，如何给我洗头擦身，我想着周沪萍的吻，周沪萍的拥抱，我想着周沪萍陪我去北平的厂甸庙会，陪我送父亲的骨灰回绍兴安葬，我想着我们如何在闸北一手一脚把简陋的房子拾掇得整洁又温馨，我想着夏日晚风里周沪萍拎着洒水壶在庭院里浇花的样子，我想着临别之前周沪萍对我说，挺直腰杆，别低头。

但我不敢想沪萍遭受了什么，其实也不用想，我遭受的，在沪萍身上，只会变本加厉。沪萍身子骨比我弱，但却向来比我沉着勇毅，我并不担心她的意志，她的精神，我只担心她的身体。

审查了将近五个月后，我被下放到劳改农场，到底给我定了什么罪名，我当时倒并不很在意，只庆幸终于摆脱了“牛棚”里无止尽的审讯与批斗，也庆幸自己到底是活了下来。劳改农场的生活很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苦也属实是辛苦，但尚能忍受。尤其是，来劳改农场后的第二个月，我见到了周沪萍。

周沪萍简直瘦脱了形，夹在人群当中，脚步有些虚浮，但腰杆仍是挺拔的。他们一群人排着队列，从对面过来，我们一群人也排着对面，正对着他们过去，瞥见沪萍的一瞬，我的左手死死地掐着右手的掌心，我以为又是一个迷离徜恍的梦。

但不是梦。我们四目相对，而后擦身而过，我的视线顷刻之间模糊不清，她面色苍白，颧骨高高凸起，眼窝却是凹陷的，额头上还有伤，她太虚弱了，可是还活着，挺直腰杆，从容不迫地活着，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一丝不乱。

劳改农场以一条河为分界，河上修了座石桥，桥东是菜园，桥西是耕地，我打听到周沪萍住在村东头，而我自己住在村西头。

我想去见见周沪萍，然而这个念想近乎不可能，我们的一举一动总在管教们严密的监视之下，不论是洗漱、上工还是学习、寝食的时间均被从严规定。我思前想后，唯一有可能到村东头去的机会，是去卫生所。

卫生所在村东头。我谎称自己头晕乏力，是诈病，却也不全然是。在劳改农场，每日上工十来个钟头，水田里站着，日头下晒着，吃的却是咸菜稀粥窝窝头，总在半饱与挨饿的边缘徘徊，日复一日，人人面有饥色，从井里打一桶水上来也要歇上两三回。

他们把我送去卫生所打吊针，叫我打完吊针后自己回去。一瓶葡萄糖吊完，天色已晚，低垂的夜幕下，我矮着身子，急急地往村东头去。周沪萍的住处，是我先前已打听到的，一间低矮的平房，顶上覆着茅草，墙壁开裂，四面透风。房里阒寂无声，许是沪萍还没下工，我犹豫着不知是该进去，还是该在外头候着，正举棋不定，沪萍回来了，我一眼望见了她，她也一眼瞥见了我，神色微变。

管教在不远处吆喝着，人们成群结队地端着碗筷去打菜汤稀粥，周沪萍趁乱把我拉到屋后的芦苇丛中，劈头一句：“你不要命了？”

熟悉的语气。我笑了，笑得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周沪萍也红了眼圈，说，丹丹，你这样，叫我怎么放心？

我去牵沪萍的手，一双伤痕累累的手，茧子连着血泡，当然我自己的手也并没有好多少。我说，我担心你，你好不好？身体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