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牙我劝您别补了……您这牙没用了，补了也白搭。”

他又在牙齿里捣腾一阵，烟熏的手指弄脏了万达的嘴唇和牙床。他又屏住呼吸，把一个冰冷的东西往她嘴里塞……万达猛地感到一阵剧痛，她尖叫一声，抓住了芬克尔的手。

“没事，没事……”他嘟哝说，“您别害怕……您这牙反正没有用处。勇敢一点儿。”

烟熏的手指沾着血，捏着一颗拔出来的牙齿送到她的眼前。女仆走过来，把杯子放到她嘴边。

“回家后用冷水漱漱口……”芬克尔说，“血就止住了……”

他站在她面前，一副盼着来人快点儿走掉、不再来打搅他的架势。

“再见……”她说，转身朝门口走去。

“哎！谁给我付诊费？”芬克尔用戏谑的语气问。

“噢，对了……”万达想了起来，一下子脸红耳赤，忙把用绿松石戒指当来的卢布给了芬克尔。

来到街上，她感到比原先更加羞辱。不过现在她已经不觉得贫穷可耻。她已经不在乎她没戴漂亮的帽子，没穿时髦的外套。她走在街上，不断吐着鲜血，每一口鲜血都告诉她：她的生活很糟糕、很艰难，而且蒙受着种种屈辱，不但今天，而且明天，一周后，一年后――一辈子都将过着这样的日子，直到死……

“啊，太可怕了！”她喃喃自语，“天哪，太可怕了！”

不过第二天她又回到了“文艺复兴”俱乐部，又在那里跳舞了。她头上戴着新的大红帽，身上穿着崭新的时髦外套，脚上的鞋子是古铜色的。一位从喀山来的年轻商人正请她吃晚饭呢。

（1886年）

歌女

当年，她更年轻、更漂亮、嗓音更清脆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就是她家别墅里的座上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一天他又坐在她的楼座里。这天天气闷热异常。科尔巴科夫刚吃完午饭，喝了一大瓶劣质葡萄酒，感到心情不好，浑身不舒服。两人都觉得闷得慌，只盼着暑气消退，好出去散步。

前厅里突然响起了门铃声。科尔巴科夫没穿外衣，穿着拖鞋，一跃而起，疑疑惑惑地打量帕莎。

“来的可能是邮差，要不就是朋友。”帕莎说道。

科尔巴科夫从来不回避帕莎的女友和邮差，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抱起一堆自己的衣服，走到隔壁房间里去了。帕莎跑去开门。让她大吃一惊的是，门口站着的既不是邮差，也不是女友，而是一位陌生的女士。那人年轻漂亮，衣着考究，从外表看，是一位高贵的太太。

陌生女人脸色苍白，喘着粗气，像刚刚爬完一道高高的楼梯。

“请问有何贵干？”帕莎问。

太太没有立即回答。她朝前迈了一步，慢慢地打量着房间，然后坐了下来，仿佛已累得不行，又像有病的样子，再也不能站立了。她一直使劲儿动着苍白的嘴唇，想说点儿什么。

“我的丈夫在您这儿吗？”她终于问道，抬起一双哭红了的大眼睛瞧着帕莎。

“什么丈夫？”帕莎小声说，立即吓得手脚冰凉了，“什么丈夫？”她又说一遍，身子随之哆嗦起来。

“我的丈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

“没……没有……太太……我……我不认识您丈夫。”

默默地过去了一分钟。陌生女人数次用手帕擦苍白的嘴唇，不时屏住呼吸以克制内心的战栗。帕莎则呆呆地站在她面前，困惑地、恐惧地望着她。

“你是说，他不在这儿？”太太问，她的声音已经平静了下来，还古怪地微微笑了笑。

“我……我不知道您问的是谁。”

“你卑鄙，下流，可恶……”陌生女人一口气说下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