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俄明州没有像母亲一样好的草药师，所以医院事件几个月后，朱迪又回到巴克峰进货。两个女人在厨房里聊天，朱迪坐在凳子上，母亲倚着流理台，头懒洋洋地靠在手上。我拿着草药清单去储藏室。玛丽亚牵着一个孩子跟在后面。我一边从架子上取下干草叶和浑浊的药水，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母亲的事迹，最后讲到了医院里的那场危机。玛丽亚自己也有不少逃避联邦政府人员的故事，但她刚开始讲，我就打断了她。

“朱迪是个不错的助产士，”我挺起胸膛说，“但是谁也不如我母亲厉害，能在医生和警察面前装傻。”

奶油色鞋子

我的母亲名叫法耶，是邮递员的女儿。她在城镇里长大，住在一幢黄色的房子里，周围是白色尖桩栅栏，栅栏旁种着一排排紫色鸢尾花。她母亲据说是山谷里最好的裁缝，所以年轻时的法耶总是穿着剪裁完美的漂亮衣服，从天鹅绒夹克到涤纶长裤，从羊毛套装到华达呢裙，应有尽有。她到教堂做礼拜，也参加学校和社区活动。她过着正常有序的体面生活，可谓无懈可击。

这种表面的体面是她母亲精心炮制的结果。我的外婆拉鲁成年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正值二战后理想主义成为狂热思潮的十年。拉鲁的父亲酗酒，那时还没有“成瘾”和“同理心”这些术语，酗酒的人不叫“酗酒者”，而被称为“酒鬼”。她来自“非正常”家庭，却生活在一个虔诚的摩门教社区中。和许多社区一样，父母罪行的恶果也祸及子女。镇上没有一个体面的男人会考虑娶她为妻。她认识并嫁给了我外公一个刚从海军退役的好脾气的年轻人。婚后她便致力于构建一个完美家庭，至少外表上如此。她相信这样会保护女儿们免受社会的伤害，不像她过去那样遭人冷眼。

其成果之一就是白色的尖桩栅栏和一衣橱的手工缝制衣服。另一个成果是她的大女儿嫁给了一个严厉的年轻人，此人长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喜欢不走寻常路。

也就是说，我母亲对堆积在她身上的体面做出了任性的回应。外婆想把自己从未有过的礼物送给女儿，这个礼物就是一个好的家庭出身。但法耶不想要这个。我母亲虽然不是社会变革者甚至在最叛逆的时期她也谨遵摩门教信仰，忠于婚姻和母性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剧变似乎至少对她产生了一个影响：她不再想要白色尖桩栅栏和华达呢礼服。

母亲给我讲过几十个关于她童年的故事，关于外婆如何为大女儿的社会地位而烦恼，为她的凹凸纹细布裙是否剪裁得当而烦恼，为她的蓝色天鹅绒宽松长裤颜色正不正而烦恼。这些故事几乎总是以我父亲乘虚而入，出卖天鹅绒换取蓝牛仔裤而告终。有一件事深深铭刻在我记忆中。那时我七八岁，正在房间里换去教堂的衣服。我拿了一块湿抹布擦脸、手和脚，但只擦会露出来的部分皮肤。我选了一件长袖棉布裙，这样我就不必洗胳膊了。母亲看着我把裙子胡乱套在头上，嫉妒点亮了她的双眼。

“你要是外婆的女儿，”她说，“我们会天不亮就起床梳头，然后一早上都为穿哪双鞋更漂亮而苦恼，是该穿白色那双，还是奶油色那双。”

母亲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她想从记忆中找点儿幽默，寻到的却是偏见。“即便最终选择了奶油色那双，我们也会迟到，因为到最后关头，外婆又会慌作一团，开车到表姐唐娜家去借她那双奶油色鞋子，因为她那双鞋跟低一点。”

母亲盯着窗外，出了神。

“白色还是奶油色？”我说，“不都是一样的颜色吗？”我只有一双去教堂的鞋子，是黑色的，或者说至少我姐姐穿的时候是黑色的。

穿好衣服后，我转身对着镜子，一边掸去领口上的泥垢，一边心想母亲能从那样的世界逃离真是太幸运了。在那个世界，白色和奶油色有重大区别，这样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