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会去，”她说，“你见过生孩子吗？”

“没有。”

“我见过很多次了。你知道婴儿‘臀位’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我回答，感觉像是在道歉。

母亲第一次去协助生产，在外面待了两天。然后她从后门飘了进来，脸色苍白，近乎透明，飘移到沙发上，浑身直打哆嗦。“太可怕了，”她低声说，“连朱迪也说自己被吓到了。”母亲闭上了眼睛，“可她看上去并不害怕。”

母亲休息了几分钟，直到恢复了一些颜色，才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分娩过程漫长又折磨人，当婴儿终于降生时，产妇已经严重撕裂。到处都是血。大出血不止。就在这时，母亲才意识到脐带一度缠住了婴儿的喉咙。婴儿全身发紫，一动不动，母亲还以为他死了。母亲讲述这些细节时，面无血色，像鸡蛋一样苍白，最后她坐下来，用双臂环抱住自己。

奥黛丽泡了甘菊茶，之后我们让母亲上床睡觉。那天晚上爸爸回家时，母亲又把这件事给他讲了一遍。“我做不到，”她说，“朱迪可以，但我不行。”爸爸把胳膊搭在她肩上。“这是上帝的召唤，”他说，“有时候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充满艰难。”

母亲不想当助产士。这自始至终都是爸爸的主意，是他自力更生计划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比我们依赖政府更令他厌恶的了。爸爸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完全自给自足。待他一筹到钱，他就计划修建一条从山上取水的管道，然后在农场各处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样，在世界末日，当其他人都生活在黑暗中，喝水坑里的水，我们还有水和电。母亲是草药师，所以她能照料我们的健康；如果她学会助产，就能在孙子孙女出生时接生了。

第一次接生过后几天，助产士来看望母亲。她带着玛丽亚，玛丽亚又跟着我来到我的房间。“你母亲第一次接生就不顺利，真是太糟糕了。”她笑着说，“下一次就容易多了。”

几周后，这个预言应验了。那是午夜时分。因为我们没有电话，助产士打给了山下奶奶。奶奶爬上山来到我家，又累又气，大喊着让母亲去“扮医生”。她只待了几分钟就把全家人都吵醒了。“为什么你们这些人不能和别人一样去医院，我真不明白。”她大叫着，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母亲拿上她的小手提袋和装满酊剂黑瓶的工具箱，缓缓走出家门。我很担心，一晚上没睡好。但第二天早晨母亲回到家时，头发乱作一团，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咧着嘴露出灿烂的笑容。“是个女孩。”她说。然后她上床睡了一整天。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母亲随时都会离开家，再哆哆嗦嗦地回到家，为终于了了一桩事而松了一口气。当树叶开始凋落时，她已经帮忙接生了十几个孩子。到冬天过完，已有几十个孩子。春天，她告诉父亲，她干够了，如果世界末日来临，如果她迫不得已，她会接生孩子的，但现在她不想干了。

听到她说这话，爸爸脸色一沉。他提醒她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会保佑我们的家人。“你需要成为一名助产士，”他说，“你需要独自一人接生孩子。”

母亲摇了摇头。“我不行，”她说，“再说了，人家都去找朱迪，谁会雇我呢？”

挑战上帝的意志，给她自己带来了厄运。不久，玛丽亚告诉我，她父亲在怀俄明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妈妈说接生的活该由你母亲接管。”玛丽亚说。一个激动人心的形象在我想象中成形，我扮演玛丽亚的角色，成了助产士的女儿，自信、博学。但当我转过身来看着站在我身旁的母亲时，那个形象瞬间蒸发了。

助产在爱达荷州并不违法，但尚未得到批准。如果分娩出了问题，助产士可能会面临无证行医的指控；如果出了大事故，助产士可能会面临过失杀人的刑事指控，甚至要坐牢。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