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女人甘愿冒此风险，所以助产士很稀缺：朱迪离开去怀俄明州的那天，母亲成了方圆百英里内唯一的助产士。

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开始陆陆续续来到我家，请求母亲为她们接生孩子。母亲一想到这个就皱眉。一个女人坐在我们家褪色的黄沙发边缘，眼睛低垂，解释说，她的丈夫失业了，家里没钱去医院。母亲静静地坐着，眼神专注，双唇紧闭，整个表情瞬间凝固。接着她的表情缓和了，小声说：“我不是助产士，只是个助手。”

那个女人又来了好几次，一次次坐在我们家沙发上，讲述她以前生孩子的顺利过程。每当爸爸从废料场看到那个女人的车，他总是借口要喝水，从后门悄悄溜进屋，然后站在厨房里，一边不紧不慢、一声不吭地小口啜饮，一边向起居室方向竖起耳朵偷听。每次那个女人离开后，爸爸都难以抑制他的兴奋。最后，也许是因为那个女人的绝望，也许是因为爸爸的喜悦，也许是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母亲让步了。

生产过程很是顺利。接着这个女人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也叫母亲去接生。然后那个女人也有个朋友要生孩子。母亲雇了一个助手。没过多久，她便要接生那么多的孩子，我和奥黛丽整天都陪她开车在山谷里转悠，看着她做产前检查，开草药药方。某种程度上她成了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很少在家上课，她以前也从未教过我们。她给我们解释所有的疗法和缓和剂用法。如果某人的血压过高，应该服用山楂以稳定胶原蛋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如果哪个产妇过早宫缩，需要用姜泡澡，增加子宫内氧气的供应。

助产士的工作改变了我母亲。作为一名有七个孩子的成年女性，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毋庸置疑地成为掌控局面的那个人。在成功为一个婴儿接生后的几天里，有时候，从她某次有力的扭头，或者画得浓重专横的眉毛上，我能察觉到她有了朱迪那样强大的气场。她不再化妆，也不再为没化妆而道歉。

母亲接生一次收费五百美元左右，这也是助产工作让她发生变化的另一种方式：突然间她有钱了。爸爸认为女人不应该工作，但我想他觉得母亲做助产士收费没有错，因为这损害了政府的利益，况且我们需要钱。虽然爸爸干起活来那股劲头无人能比，但是拆解废品、盖谷仓和干草棚并没有带来多少收入。而母亲掏腰包，用装在信封里的小额钞票买点儿食品杂货，还是帮了大忙的。有时候，如果我们一整天都在山谷里忙活，送草药、做产检，母亲就会用赚来的钱带我和奥黛丽出去吃饭。城里外婆以前送给我一本粉色日记本，封面上画着一只焦糖色的泰迪熊，里面记录着母亲第一次带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情景。我是这样描述的：“真正的梦幻之地，有菜单和一切。”根据那则日记，我的那顿饭花了三美元三十美分。

母亲也用这些钱来提高自己的助产技能。她购置了一个氧气罐，以防新生儿呼吸困难。她还去上缝合课，这样就能给下体撕裂的产妇进行缝合了。以前朱迪总是把这些产妇送到医院去缝针，但母亲下决心学习此技术。我能想象她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自力更生。

母亲用剩下的钱安装了一部电话。[2]一天，来了一辆白色面包车，一群身穿深色工装裤的人从车上下来，爬上公路旁的电线杆。爸爸从后门冲进来，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以为你想安部电话呢，”母亲说，无辜的眼神里满是惊讶，“你不是说过，万一有人要生孩子，而奶奶不在家没法接电话，可就麻烦了。我心想，他说得对，我们需要安一部电话！我可真蠢！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她继续说着，语速很快。

爸爸张着嘴站在那儿愣了几秒钟。当助产士当然需要电话，他说。接着他又返回废料场干活，没再说什么。记忆中我们还从没有过电话。但第二天电话就安好了，青柠绿的底座，表面闪着光泽，与旁边灰蒙蒙的升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