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专心阅读了。除了愤怒和自责，我的大脑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我又重拾两年前在哈佛写的那一章。我重读了休谟、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我又想起了家庭。这里面有个谜，一个未解之谜。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我开始了研究。我缩小问题范围，使其更学术化、具体化。最后，我选择了十九世纪的四种思想运动，研究它们是如何与家庭责任问题作斗争的。我所选的运动之一便是十九世纪的摩门教。我踏踏实实研究了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尾终于写出了论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会科学，18131890》。

我最喜欢关于摩门教的那一章。作为一个在主日学校待过的孩子，我被教导，一切历史皆为摩门教做准备：基督死后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为的是让约瑟夫·史密斯跪在神圣树林、上帝还原真正的教会的那一刻成为可能。战争、迁徙、自然灾害这些仅仅是摩门教故事的前奏。另一方面，世俗历史倾向于忽略诸如摩门教这样的精神运动。

我的论文赋予历史一个不同的形态：既不是摩门教也不是反摩门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我没有把摩门教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目标，也没有贬低摩门教在解决时代问题上所做的贡献。相反，我将摩门教的意识形态视为更大的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章节。在我看来，历史并未把摩门教徒与人类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区别对待，而是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我把论文初稿发给朗西曼博士，几天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他坐在我对面，面带惊讶地说，论文写得不错。“有些章节写得非常好，”这回他笑着说，“要是这个论文不能让你拿到博士学位，我会感到意外的。”

当我拿着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时，我想起克里博士的一次讲座。讲座一开始他就在黑板上写道：“历史是由谁书写的？”我记得当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有多奇怪。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不是人类；那是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先知。他们对过去的看法和未来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补充。现在，当我穿过国王学院，走在宏伟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从前的胆怯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在我为自己选择的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提交了博士论文。十二月我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进行了论文答辩。我通过了答辩，回到伦敦。德鲁在那里找了份工作，我们租了一套公寓。今年一月，距我初次踏进杨百翰大学教室近十年后，我收到了剑桥大学的确认函：我是韦斯特弗博士了。

我已经建立了新生活，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种超越家庭的失落感。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动离开，而是默默离开。我退缩了，逃离到大洋彼岸，让父亲为我讲述我的故事，向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下关于我的定论。我退让了太多的土地不仅仅是那座山，还有我们共同历史的整个领域。

是时候回家了。

守望野牛

我到达山谷时已是春天。我开车沿着高速公路来到城镇的边缘，然后在可以俯瞰贝尔河的地方停下。从那里我可以眺望盆地，那是一片错落有致的田野，一直延伸到巴克峰。山上的常青树绿意盎然，在褐色、灰色的页岩和石灰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明亮。公主和从前一样明净。她站在我面前，我们之间的山谷散发着永恒的光芒。

我一直对公主念念不忘。在大洋彼岸我听到她的召唤，仿佛我是她牧群中一头离群的恼人的小牛犊。起初她用温柔的声音哄我，但当我没有应答，当我转身走开时，她的声音变得愤怒。我背叛了她。我想象着她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她的姿态沉重而充满威胁。多年来，她一直以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