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抱歉，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为了信守承诺，这个学期剩下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举过手。

那个星期六，我坐在书桌前，有一堆作业要做。我必须在当天做完所有作业，因为我不能违反安息日的规定。

上午和下午我都在试图破解历史课本，但收效甚微。晚上我试着写一篇英语课的论文，但我从未写过论文除了关于罪恶和忏悔的文章，那些从来没有人读过我不知道怎么写。我不知道老师说的“论文形式”是什么意思。我草草写了几个句子，划掉，又重写。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过了午夜。

我知道应该停下来这是上帝的时间但我还没开始写音乐理论作业，周一上午七点就该交了。安息日从我醒来开始算起，我找了个理由，继续写。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的脸贴在桌子上。房间明亮。我能听见香农和玛丽在厨房里说话。我穿上礼拜日的衣服，我们三人步行去教堂。教堂会众都是学生，大家都与室友坐在一起，于是我也和室友们坐在同一张长凳上。香农立刻与后面的一个女生聊了起来。我环顾教堂，又一次被那么多女孩穿着露膝短裙而震惊。

和香农聊天的女孩提议我们那天下午一起去看电影。玛丽和香农同意了，但我摇了摇头。星期天我从不看电影。

香农翻了翻白眼，小声说：“她可是非常虔诚。”

我一直知道父亲信仰的是另一个神。孩提时我就意识到，虽然我的家人和我们镇上的每个人都去同一座教堂，但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他们信仰谦逊；我们身体力行。他们信仰上帝有治愈之力；我们将伤病交由上帝处理。他们信仰要为基督复临做准备；我们采取实际行动。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的家人是我认识的人里仅有的真正的摩门教徒，然而出于某种原因，在这所大学，在这座礼拜堂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巨大的鸿沟。现在我明白了：我可以选择站在我家人的一边，或者站在异教徒的一边，非此即彼，此外别无选择。

礼拜结束了，我们列队走进主日学校。香农和玛丽选了前排的座位。她们给我留了一个，但我犹豫了，想到我已破了安息日的规矩。我来这里还不到一星期，就已经剥夺了上帝的一小时。也许那就是爸爸不让我来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和他们一起生活，和信仰不那么坚定的人一起生活，我极有可能会变得和他们一样。

香农向我招手，她的V领开得很低。我从她身边走过，把自己缩到一个角落里，尽可能远离香农和玛丽。我对这种熟悉的安排感到高兴：我，缩进角落，远离其他孩子，准确地再现了童年时期我每次在主日学校上课时的情景。这是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唯一熟悉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

鲜血和羽毛

在那之后，我很少和香农或玛丽说话，她们也很少和我说话，除了提醒我做分内的家务，而我从未做过。公寓在我看来挺好的。冰箱里有腐烂的桃子，水槽里有脏盘子，那又怎样？一进门有一股异味扑面而来，那又怎样？在我看来，只要臭味可以忍受，房子就算干净，我还把这种哲学延伸到我个人身上。除了每周洗一两次澡，我从不用香皂，有时连洗澡时也不用。早上我从卫生间出来，径直越过走廊的洗手池，而香农和玛丽总是一直在那里洗手。看到她们挑起眉毛的震惊表情，我想起了城里外婆。真是小题大做，我暗想，我又不会尿在手上。

公寓里的气氛很紧张。香农看着我，好像我是一条患了狂犬病的狗，而我并未采取什么行动让她放宽心。

我的银行存款日渐减少。我一直担心通不过课程考试，但开学一个月，在付了学费和房租、买了食物和书后，我开始考虑即使通过考试以后也不会回来上学了。原因显而易见：我上不起。我上网查了申请奖学金的要求。学费全免需要近乎完美的GP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