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公民人文主义”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类的词汇遍布全书，像黑洞一样将其他词汇都吞噬了。我参加了测验，一个问题都没答对。

那次失败让我忐忑不安。这是第一个可以衡量我是否够格、我大脑中经由教育得到的知识储备是否足够的指标。这次测验之后，答案似乎很明确：还不够。意识到这一点，我本该憎恨我的成长环境，但我没有。我对父亲的忠诚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在山上，我可以反抗。但在这里，在这个明亮喧嚣的地方，被伪装成圣人的异教徒包围着，我坚守着他教导我的每一条真理、每一条教义。医生是堕落之子。家庭教育是上帝的旨意。

测验不及格并未削弱我对旧信条的新忠诚，但一堂关于西方艺术的课做到了。

我到达的时候，教室里很明亮，晨间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暖暖地照射进来。我在一个身穿高领衫的女孩旁边坐下来。她叫凡妮莎。“我们应该坐一起，”她说，“我想全班就咱俩是新生。”

开始上课了，一个小眼睛、尖鼻子的老人关上了百叶窗。他轻按开关，幻灯机的白光照亮了整个房间。照出的图像是一幅油画。教授讨论了它的构图、笔触和历史。接下来他切换到下一幅画，一幅又一幅。

然后投影仪展示了一幅奇特的画面：一个身穿大衣、头戴褪色帽子的人。他的身后是一堵水泥墙。他手拿一张小纸片举在面前，但并没有看着纸片。他在看着我们。

我打开专门为这门课买的图册，以便看得更仔细些。这幅图下面写着一些斜体字，但我看不懂。有个黑洞般的单词，就在正中，吞噬了其他的词汇。我见过别的学生问问题，于是举起了手。

教授叫了我，我大声朗读了那个句子。读到那个词时，我停了下来。“我不认识这个单词，”我说，“请问它是什么意思？”

一片寂静。不是突然安静下来，也不是没有了噪音，而是彻底的死寂。没有书页翻动，也没有铅笔划擦。

教授抿紧了嘴唇。“谢谢你提了那样一个问题。”说完，他接着讲课。

这节课剩下的时间我几乎一动不敢动。我盯着鞋子，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每当我抬起头，总会有人盯着我，好像我是个怪胎。我当然是个怪胎，我清楚这一点，但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下课铃响起时，凡妮莎将她的笔记本塞进背包。接着她停顿了一下，说：“你不应该拿那个词开玩笑。它可不是个笑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走了。

我一直坐在座位上，假装外套上的拉链卡住了，以避免直视别人的眼睛，直到所有人都离开。然后我径直去了机房，去查“Holocaust”[3]这个词的意思。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里读了多长时间，直到某一刻，我读了足够多的内容。我往后一靠，盯着天花板。我想我当时震惊不已，但究竟是为得知可怕的事实而震惊，还是为自己的无知而震惊，我并不确定。我清楚地记得有那么一刻，我脑海中闪现的不是集中营，不是毒气坑或毒气室，而是我母亲的脸。一股情绪的波动带走了我，一种如此强烈、如此陌生的感觉，我不确定那是什么。它令我想对她大喊，对自己的母亲大喊，而那让我感到害怕。

我在记忆中搜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屠杀”这个词并不完全陌生。也许在我们采摘蔷薇果或者制作山楂酊剂时，母亲曾教过我。我的确有种模糊的概念，知道犹太人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被杀害。但我以为那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就像父亲经常提到的波士顿惨案。在那次事件中，有六人被残暴的政府杀害。六百万犹太人惨遭屠杀，我却误以为只有五六个人的规模，这让人无法接受。

下节课之前我去找凡妮莎，为这个笑话道歉。我没有解释，因为我无法解释。我只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