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就必须消除观念和制度上的家族主义残余，进至国家主义阶段。

对于杨度这种极端“反家族”的批判，礼教派代表劳乃宣反驳说：中国人的确有“但知有家、不知有国”的弊病，但造成人民漠视国家的原因，首先是专制国家的漠视民权、奴役人民。不是杨度所骂的“家族主义”，而是秦以来的专制政治使人民与国家隔膜。他指出：“从三代以上”到“春秋之世”家族最为盛行，但“列国之民无不知爱其国者”。直到“秦并天下，焚诗书以愚其民，销锋镝以弱其民，一国政权悉操诸官吏之手，而人民不得预闻”，他们怎么能真心爱国？相反，西方各国废除了专制，“行立宪政体，人人得预闻国事，是以人人与国家休戚相关，而爱国之心自有不能已者”。而且宪政国家关心百姓家计，更不会挑唆人民六亲不认，故“欧美之民何尝不爱其家哉”，他们既爱家，当然也爱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深明家国一体之理，知非保国无以保家”。而杨度“今乃谓民之不爱国由于专爱家，必先禁其爱家，乃能令其爱国，亦不揣其本之论矣”。

至于杨度说贪官污吏皆出于“孝子慈父”，就更令礼教派反感，劳乃宣指出中国的家族主义绝不是单言孝、悌，“事君不忠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这是广义的家族主义。“广义之家族主义，谓之国家主义可也，谓之国家的家族主义可也。今欲提倡国家主义，正宜利用旧有之广义家族主义以为之宿根。”

这些所谓礼教派其实也承认，当今“天下事变亟矣”，“创闻创见之事月异而岁不同……犹拘于成法以治之，鲜不败矣。则法之不得不变者，势也”。但他们留恋小共同体温情脉脉的古风，主张先改国家政治，变专制而为宪政，摆脱“秦制”的大共同体本位桎梏。梁治平先生评论说：“值得注意的是，礼教派为家族主义所作的辩护，其意绝非要抵制所谓国家主义，相反，他们试图……证明广义家族主义实乃国家主义之‘宿根’，主张将家族主义修明扩充，渐进于国家主义等等，不过说明了，他们可说是没有批判地接受了法理派所力倡和推动的国家主义。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法理派有其对手，国家主义却没有反对者。”笔者认为这话并不完全准确，这时的劳乃宣当然也主张爱国，但他明言所爱的是宪政之国，而非“秦制”之国，按劳乃宣的说法，他维护的“国家主义”实质上是“国民主义”“三代以上之法，正家族主义国民主义并重者也”。这样的主张，其实是对徐继畬、郭嵩焘直到谭嗣同一路的“反法之儒”学习西方的发展。

反观杨度，他只反“家族”不反秦制，不但对专制制度毫无批判，还居然说：“以君主立宪国论之，则国君如家长，而全国之民人人皆为其家人，而直接管理之。必不许间接之家长以代行其立法司法之权也。”这显然是十足的谬论。就其本源论，宪政的基本要义就是限制乃至取消君权，却未必取消家长权乃至领主权。古罗马的共和制就是只认男性家长为公民，有全权得参加选举而为共和；家属则置于家长权之下，并非“自权人”。反倒是罗马帝国晚期及拜占庭时期家长权崩溃，皇权直接及于家人，然而那早已是专制，没有什么共和了。中古英国作为宪政源头的“大宪章”更是限制君权，却认可贵族领主权。

当然，现代宪政应该是个人本位的自由民主宪政，不会像古代那样认可那些小共同体权力，但更不会认可绝对君权，何谈视“国君如家长，全国之民皆为其家人而直接管理之”？显然，杨度所谓的宪政并非当时民间立宪派期望的英国式虚君宪政，而是日本式的“实君宪政”，甚至是秦始皇式的绝对君权，所谓立宪云云，杨度倒也不是不想搞，但那只是用来反“封建”，而不是反专制的。

杨度反“礼教”，说礼教“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之人权无有也”，所以他要“破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