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美雨”，这时随着“大和魂”“武士道”的膨胀，以佐藤清胜为代表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显然已是敌视西方（主要是敌视所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蔑视中国（尤其蔑视儒家），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仍崇尚韩非式的所谓“法治”。其贬儒反西而扬法的色彩十分明显。尤为有趣的是，他还热衷于批判日本人的“劣根性”。当时就有中国学者指出：佐藤清胜“为敌国‘弄笔’军人中之自厌色彩最浓者……又高唱日本人应摆脱岛国性，求为‘大陆人’以开创新历史之说。彼之《满蒙问题与大陆政策》一书，骂政府、骂国民，怨天恨地，以日本甘于岛国性之桎梏为不当，甚至诟东京为‘笼城’，迹其跳踉叫嚣之目的，无非以整个吞噬中国为制就日本人为‘大陆人’之基础而已。彼有一幻想，即使日本国都向大陆迁移，其计划之第一步迁东京政府于朝鲜，第二步迁于‘满洲’，第三步迁何处，彼未言，以意测之，殆北京、南京乎？佐藤因素持迁都大陆论，战前对其本国之诸多建设皆表不满，甚至架铁路、装电线、浚河川，彼皆以‘不必要’一词而否定之，其自厌程度之深，可想见矣！”这个佐藤清胜可算是“脱儒入法但不入欧”的代表、既反“西方”也反儒的“国民性批判”之典型了。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性解放”与“社会主义”

尽管各有特色，但就本质而言，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日本乃至其他国家本无不同。然而为达到这一目标所要走的路，则因两国“前近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相异而应有所不同，“走出秦制”的中国如果在这方面仿效“走出周制”的日本，会导致严重的“问题错位”。这确实可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明显地看出。

如前所述，主要由留日出身的学者为主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一诉求在思想层面主要以反儒家、反宗法“礼教”、而不是反法家为特色，在社会层面则主要以反家庭、家族和家长制、而不是反“秦制”反极权为特色。而且，这样的“自由”诉求不仅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甚至在其后的左派文化运动中仍然高涨。1920 年，已经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仍然为“个人主义”辩护，他宣称：“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但在1921 年，他却又大骂起“个人主义”来：“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金观涛对此评论说：一年之内陈对“个人主义”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但笔者认为这个“大转弯”其实未必存在：针对家庭、家族等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直到后来的左翼文化乃至共产主义革命文化中仍然受到“辩护”，甚至还更加被弘扬；而针对大共同体的“个人主义”，早在严复和章太炎等人论战时就不被看好了。

有学者曾指出：正是在清末民初“这场个性解放运动中，章门弟子（鲁迅、周作人等）异军突起，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彻底强调个性解放的是章太炎”。1907 年，章太炎提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进而声称：“人本独生，非为他生”坚决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章太炎的这种“个人主义”萌芽于他早年对宋儒的不满，但留日期间受到江户晚期荻生徂徕等“新法家”和明治思想影响更大。他初时出身汉学（古文经学），颇讥宋儒之义理；出道后两度赴日，淹留十年，颇染明治之风，于是进而由汉学而徂徕学，“归宿则在孙（荀）卿、韩非”，讲了许多“反孔扬秦”的话，“文革”中因此被盛夸为大法家。章太炎本与许多汉学一派的学者一样重训诂不重“大义”，“赋性近保守”，接受西学相对较晚。但“一经顿悟，则勇猛精进，有非常人所可几及者”，因而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