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改革时代，王元化先生仍强调“‘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个性解放”。

而后来对五四运动不以为然的批评者，也把“个人主义”当作五四运动的主要过失，如“新国家主义”者陈启天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之最大特征为个人主义之昌行……吾人不可不明辨之而加以修正也。”

可以说，“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标志就是辛亥革命），而个人自由正是因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指“大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

“启蒙”之前的革命与革命之前的启蒙：民主共和，“天下为公”

何以如此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首先想问：晚清中国人为何想到要学习西方？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学习西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初期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打败了我们，我们觉得“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证明落后，于是去学习打败我们的人。实际上，这个说法既不能解释历史也不能解释当时。

不能解释历史，是因为历史上中原汉族国家被“夷狄”打败，乃至被彻底亡国也不只一次，何以那时汉族不认为挨打就是落后，而抛弃传统去“胡化”，反而常常是打胜仗的夷狄走向“汉化”？而且，晚清所谓被打败，其实主要是丢失一些藩属和边地，比起西晋、北宋的怀愍徽钦之祸，南宋、南明之覆巢毁卵、军事上彻底败亡皆不可同日而语，晋人宋人明人没有因此抛弃道统而学习夷狄，何以晚清那么点失败就会因此自认落后，要去学习对方？

再说不能解释当时。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放弃学习西方，是因为“先生欺负学生”。但是如果说过去学习西方，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那不就是学习“打”了我们，亦即欺负了我们的人吗？如果那时我们知道“师夷之长”与“制夷”并不矛盾，没有因为“先生欺负学生”而拒绝学习，如今何以就相反？何况，晚清西方欺负中国，是几度打上门来，兵戎相见，中国战败求和，割地赔款，虽然不比宋、明之亡国，但与巴黎和会上西方只是没有主持公道助我拒日相比，晚清那种欺负还是严重多了，更何况如前所述，巴黎和会的错误不久还得到了弥补。晚清那样的欺负都没有妨碍我们学习，怎么巴黎和会就会妨碍？

其实，说巴黎和会让中国人对西方失望并不假。但这种说法本身却会带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和会前会对西方充满希望？鸦片战争让国人对“英夷”失望了吗？火烧圆明园让国人对“英法二夷”失望了吗？没有，因为那时一般国人对“夷狄”本无好感，谈不上希望，自然也无所谓失望。要说失望也只是对自己（没能战胜夷狄而）失望。但是到巴黎和会前就不同了，那时国人曾相信协约国列强的胜利意味着“公理胜过强权”，换言之，国人觉得西方列强不仅有实力，而且有真理；不仅强大，而且代表正义。后来发现未必如此，所以才会失望。

指望列强在国际关系中讲正义，确实难免会失望。但是，之所以会有这种指望，却是因为那时国人首先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了他们内政方面的“仁义”至少比“我大清”来得“仁义”。而这种看法其实已有很长历史，甚至（如果以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后仅3年的作品为标志）比许多国人重视他们的“船坚炮利”还要早。而且，当初国人中的先觉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他们改信了基督教或接受了“西方价值观”，恰恰相反，他们那时就是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具体说就是从“孔孟之道”出发，对比了中西现实后，发出了中国早已礼崩乐坏，而“三代圣贤之世”却见于西土的感叹。因此实际上，学习西方的动力就在中国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