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趴在山民脊背上，随着父亲调动，一乡一镇地搬迁时，所感知到的山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地理意义上的改变，新的经济生活方式的无孔不入，拉动着人的行为朝向百般不可知。孔子的“仁者爱人”、老子的“上善若水”，以及“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各种古训，乡村从来都不缺讲述者，但大多已成干瘪的概念束之高阁。求神拜佛，更多跪乞的是财运、官运与添儿续孙的立竿见影。“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理想局面似乎始终有待开发。而在这纷纭的激变中，村霸孙铁锤终于养肥、坐大，在他的巧取豪夺中，更多的人以示弱忍气吞声。但终还是有温如风这样的屡屡“出访”者，在以卵击石。写到此，我突然想到史家司马迁对弱者的公然偏袒，也想到主教米里哀对冉阿让偷盗行为的断然包庇诳言。一个社会若缺失了对弱者的悲悯与“大庇”，将成为同时代人要共同面对的大不幸。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安北斗在屡屡出发。甚至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我所经历的半世沧桑，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时间的小单元。但这注定是一个重要单元，因为有十几亿人口同在。历史不可能忽略这十几亿人的生命共进。仅我们有限的视角，已经读懂了沧海桑田这个成语的丰富含义。无论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还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还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抑或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性，都足以构成我辈对世事巨变的表征会意。而我们无论如何想活得宽阔一些，仍然只能是在一个局部，甚至最后不得不退到一个村镇去仰观俯察，其中的摸爬滚打、拼死拼活、山崩地坼、反复试错，都具有了一个大时代演进史上的独特意义。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恨着大山的贫瘠、闭塞，认认真真折腾几番后，才逐渐读懂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和光同尘的重要。星空与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认识与把握生存命运的关键点，无论怎样潮起潮涌，最终还会落在敬畏、适恰、呵护与共生上。

归根结底，小说还是写人的艺术。由一个或几个人到一群人的命运，再自然地牵连出现实的、时代的、历史的命运。虽然故事各不相同，打开的社会面自然存在很大差异，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会仍在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身上。无论他们在怎样不同的文化和生命情境中，如何应对种种艰难困苦，但最终还是在完成着人的个性与共性的塑造。无数的个性汇成共性，在共性的洪流中，个性再次夺路而逃，世界由此变得灿烂喧哗。鲁迅说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越来越体味到这句话对于文学的意义。当我们感觉不到远方所发生的一切故事与我们作为人的牵绊时，说明我们正在麻木或堕落，文学也变得无意义。

一千个小说家有一千种作法，生动有趣地讲好故事，努力塑造更多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始终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与挑战。人是最复杂、微妙、多变的，我们阅不尽、品不够，其价值、尊严、智慧、力量之综合体现了他的高贵性。而善良与恶行、淳厚与奸诈、正大与邪恶、爱怜与仇恨、守常与贪婪，交汇出人的百态千面，这是作家无法描摹穷尽的世相。小说当然也要探索新的艺术技巧和表达方式，需要不断地求新变异，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对人，对由人牵连出的广阔时代、现实和历史的打理记录。文学是关于人的一系列行为的系统性安排，人的行为的变数，决定着小说的前进方向，任何技术都只是人的行为的拐杖。当拐杖影响了人的行为时，哪怕这个拐杖再漂亮、再精美，大概都得忍痛割爱，而让行为或传统或老旧或现代或后现代地朝前挺进。这部小说里有一只猫头鹰，它比我说得多，比《喜剧》里的那条柯基犬说得更多。但愿它不是某种后现代的刻意，而是一个我们尚没有沟通方式、更难以进入四维空间的真实存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