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也不复杂，因为家里拿不出五万块钱的手术费。

现在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但是那一年、在供养两个孩子的家里，别说五万，一时间要拿出五千块钱现金都有些不方便。

他们音信全无的日子里，我总是在发呆。

小医院的门总是不隔音，我每天都能听到有人在门外谈论57床那个没人要的小孩。

院长说要报警，但护士长总是阻止他。

护士长是个有些胖的阿姨。她总说，再等一等吧。

后来有一天夜里下暴雨，没人来给我关窗户，大风吹进来，把窗外的树叶灰土也一并吹进来，我趴在窗口，看外面黑压压的乌云，低头看五楼的高度，觉得头重脚轻，一阵眩晕。

风为什么不能把我带走？我想，想了很久想不通，大雨瓢泼，我的脸被打湿，闪电也在轰鸣。

又一道雷劈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很害怕，跌跌撞撞跑出了病房。

医院走廊里只亮着几盏孤零零的应急灯，落在人脸上是淡淡的碧绿色。沿途遇到的每个人脸上都面带愁容，有的人生、有的人死、有人欢笑、有人哭泣。

但是没有人如我一般的孤独，没有人和我共享寂静。

我的世界非常寂静，静得只剩下我凌乱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喘息。

我跑到前台借了电话，她认出我，有些迟疑，“你爸妈我们都联系过了……?”

“不是的、不是打给他们……　”我一阵耳鸣，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在对方怀疑的目光中，我哀求她把电话给了我，说我还有一个亲人。

“他会来的……?”我一遍一遍重复，说，“如果他不来……　”

如果他不来，那我有什么办法。

只能等死。

如果他不来，那我会乖一点，乖乖地等死。

那个时候我十二岁，岑北山在准备高考，他在市里姑姑家借住，我们已经很久没见。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但是我想不到还能向谁求助。

所幸他来了。

我不知道十七岁的岑北山是怎么自己一个人凑够手术费的，只记得做完手术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大晴天。

那之后没过多久，我妈又回来了。她抱着我的样子很可怜，很憔悴，眼睛都哭肿了，说对不起。

我想，她至少比我爸好一点。我把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呢。

我于是原谅了她。

但我不想再跟着她生活。

我跟我哥一起过。

我妈对此的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那之后她一个月来看我们一次，有的时候放寒暑假，她就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猜，她可能是有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孩子。

我觉得这很好，她终于有了一个健康的小孩。

这样就不会跟我来抢我哥了。

“她为什么突然要来？”我不想喝粥了，也不想吃橘子，很严肃地问，“她上周才来过，怎么又来？”

“她是你妈。”

“我知道，”说完，感觉岑北山在骂我一样，回他一句，“也是你妈。”

“妈要来看儿子很稀奇吗？”岑北山给我倒了水督促我吃药。

我把药片含在嘴唇里，磨磨蹭蹭咽了。

总觉得不对劲。

吃了药他让我睡觉，把我塞进被子里。眼看着他要走，我一把拉住他。

“哥，”我很严肃，“如果她要让我捐肾给她小儿子的话你千万不要同意。”

岑北山有些无语，“想什么呢？跟你说了，她没有再生。”

“捐肾给她相好的话也不成。”

“一天到晚想些有的没的，”他哭笑不得，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