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贬辞（如对金钏、尤三姐、司棋等那样），且不能不哀叹其“最壮美”。

凡此皆与叔本华人生解脱之说显相背戾，而归向现实主义的理想上来。

对王氏来说，这毋宁是一种进步现象。

就诗人本身的“合乎自然”言，无论“自然之眼”、“赤子之心”

或“无我”、“以物观物”等等，均属对这一命题的肯定与引申发挥。

其中一味归之天才与彻底摆脱“意志”之说，形而上学的神秘成分较多；

然要求诗人观物尽可能“客观”，抒情尽可能“自由”，屏势利，忘毁

誉，不“意竭于摹拟”，不“力困于雕琢”，则虽在今天，仍不可废。

王氏亦曾宣称，“有文学之天才者”，“又需有莫大之修养”，且标示

此种“修养”所必经之由渐而顿的“三种境界”，其中“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云云，艰辛专一，一至于此！则又与其唯天才论

恰相矛盾。在这点上，比之康德之淡鉴赏力修养，似更深入了一步。

至于境界客体之“合乎自然”而又“邻于理想”，在王氏，如前所

述，实以创作对象（自然与人）的理念化为依归。但在具体赏析作品时，

却又对叔本华之说往往有相当的生发，比如：

第一，美与真合，而真重于美。

王氏在诗词意境中所追求的物之“神理”与“魂”，人之“伊人”

“那人”，都具叔本华式的“理念”的意味与实质。他所标举的”“真

景物”“真感情”，都非自然历史原本的真，而实为理念的“真”。王

氏意之所重似在：诗词境界的构成。即美的显现，但美必合乎理念的真，

宁可改变某些自然以得此真，而不可舍此真而拘守自然，宁可牺牲某些

美以就此真，而决不可屈此真以就美。这从王氏之论《楚辞》与元曲的

美，可以概见。前者如刘熙载称“《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

地下一句”；王氏亦谓“《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

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屈子文学之精神》）诗人发

愤抒情、“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纵笔所之，其于“合乎自然”

与否，初不计及，而终因其深切展示某种“人的理念”之真，某种“人

类之感情”之真，故“天上”“地下”“凿空之谈”，“谬悠之语”，

终无损其“自然”。反之，王氏评南宋词“若梅溪以降，正所谓切近的

当，气格凡下者也”。意即，此类词之于“自然”，可谓“合”到“切

近的当”，无以复加，然以缺乏理念之真，卒无补于“凡庸”。后者加

王氏称元曲作者“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

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

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宋元

戏曲史》）关目拙劣，人物矛盾，思想卑陋，此中所牺牲的“美”，不

为不多；而因作者本身“意兴””感想”之真，“时代情状”之真，有

此“真”在，终无损其为第一流的“美”。反之，贺方回词“如历下、

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意即，此类诗词并不缺乏，‘美”，

惟以“少真味”之故，不得不归之二三流之作。王氏讥梦窗为“映梦窗

凌乱碧”，玉田为“玉老田荒”，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