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律师点点头。

我又问：“诉讼请求中，能够只要求他们道歉，不让他们赔款吗？”

鲍律师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我说：“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

“你又于心不忍了？”鲍律师笑了。

“对。”我说。

鲍律师说 ：“仅仅要对方道歉，作为一个诉讼就太小了。现在社会上严重的案件那么多，法院要受理你这么一个连赔款都不要的案件，说不过去。还是要象征性地定一个赔偿数字。”

“你定？”

“我定吧。”他说。

我又问：“这样的诉讼，能让传媒不报道吗？”

鲍律师说 ：“现在司法公开，不可能不报道。我们这方，也只有通过报道纔能辟谣，为什么不？”

我说 ：“就怕给对方造成太大压力。因为事实的真相是颠覆性的，他们承受不住。”

鲍律师说：“没有压力还打什么官司？”

我说：“我只想借着法官在场的环境，让他们安静下来，好与他们讲讲理。”

鲍律师说：“你打官司是为了使他们恢复理智？”

我笑了：“有点这个意思。”

鲍律师沉默了一会儿，问：“你想从哪一项诽谤开始起诉？”

我想了想，说：“先找与一九六八年冬天相关的诽谤吧。”

“这个时间有特殊含义？”鲍律师问。

我说：“是的，前两天我见到了一套旧制服……”但这么一说把事情绕远了，不知怎么绕回来，因此就没有说下去。

这些年报刊上针对我的大量诽谤文章我自己当然不会一一去看，据广西的杨长勋先生查阅，里边好像已形成一种分工，一九六八年冬天这一段，主要被湖北的一位古先生包了。

这位先生比我年长，我没见过，但对他的名字有点印象。早在十多年前，那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了，他好像还是讲师，寄给我一篇很长的论文，是他研究我的，高度评价我的学术文化成果，连我自己不满意的那些写于思想尚于解放时期的文章，也给予热烈赞扬，对此我很不适应。更不适应的是，他在附信中请求我把他的这篇论文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这不符合我的行为原则，就把论文退还给了他。

在这之后，还见过他夸张地颂扬我的文字，我都没有回应。没想到，他转眼已经站到我的对立面去了。

为了一九六八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开始读他批判我的文章。

那个冬天的事情，我在本书第二卷第四章《冬天的斯坦尼》中已有详细记述。这位先生批判那个冬天的我，全部依据竟然是胡锡涛先生那篇称赞我的回忆录，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更奇怪的是，他从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出发，经过层层推断，七绕八弯，步步上纲，最后居然联上了一宗人命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