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他说下去，按当时的标准，真不知会蹦出多少“反动言论”来。我礼貌地打断他，请他告诉我怎么找小王师傅。

胖胖的小王师傅好像有点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厂里的文书或宣传干事。他说：“工宣队一进驻文化单位，全线安静，上海报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题材了，几家报纸编辑想找一些空闲的专业人员，去写几篇评论旧俄理论家别什么、车什么、斯什么的文章。听说表演系有个叫徐企平的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反正也没事，跟着一起去吧。”

对这位小王师傅我必须另眼相看，因为他的语言方式比较接近正常逻辑，而且，他居然把那几个旧俄理论家名字的第一个字，都记住了。

他还在说：“现在谁也不会有心思去碰学术，但你们很快就要下乡，一辈子的事，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碰这些东西了。”

他的这几句话，与当时的通行思路南辕北辙，却让我非常感动。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却又觉得自己是第三等级，身份不妥。

我说，我忙于下乡准备，又要鉴定，可能抽不出时间。他说：“没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离开他之后我独自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心想对啊，两个月之后我就会变成一个最地道的农民，直至终身，青年时代短暂的文墨缘分，就此结束了。

我本来想到文汇报社随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师傅说得那样，但一到那里，脚被粘住了。

我的脚被粘在报社六楼的阳台上，眼下，正是百年外滩。

外滩当然来过，但居高临下地俯矙还是第一次，那番宏伟静寂的景象，给了我强烈的震撼。我想，一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离开上海，便找了一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与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个别。

最震撼我的是，外滩仿佛根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细细看去，会有不少政治运动的印记，但从上面看下去，高楼依旧，石壁依旧，江水依旧，堤岸依旧，连那座建造于世纪初的外白渡桥也没有丝毫变化，一切都屹然冷然，无知无觉。

早晨，江轮的汽笛声中，一个个还没有来得及梳洗的家庭妇女急匆匆地提着一个小竹篮到大饼油条摊去买早餐 白天，外滩并不热闹，在那里徘徊俯仰的多数是背着大包的外地人；晚上，无论是黄浦江边还是苏州河边，都挤满了一对对谈恋爱的情侣。这一切实在是没有多大改变。附近有这个城市的首脑机构，偶尔会有一些敲锣打鼓的车辆来“报喜”或“表决心”，吵吵闹闹地抹过一笔极左狂热的仓促印佰。但是，对于这种吵闹，沿江的情侣们没有一个会回过头来观看，街边老屋里刚刚入睡的居民也许会醒，却嘟哝一声翻个身又酣然入梦。

我注意了，『文革”给外滩之夜带来的惟一变化，是江边一对对情侣背后会出现一些戴着红袖章、举着小旗子的老工人。他们见到紧紧偎依的情侣，会用小旗子的旗柄敲一敲栅栏杆，随口叫道：“分开点！分开点！”

转过身来回答的必定是那位小姐，用最标准的上海话骂一句“十三点！”美丽的愠怒完全等同于任何时代的上海女人。

这些老工人白天在厂里很可能是颐指气使的造反派，但那只是在厂里，不是在外滩，更不是在外滩的夜间。在外滩夜间，在文化大革命的(禁止)期，上海女人美丽的愠怒仍然如雷霆万钧。

一种经过反复调试的秩序，会构成一种稳定；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生态，会构成一种惯性；一种沈淀着文化的规则，会构成一种防卫；一种蕴涵着人性的习惯，会构成一种气氛。这一切，正是上海让一切革命者头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让一切极左派恼怒的地方。他们发现，全城的资产阶级可以低头，满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很难整治；上海的政治身份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