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相同：“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故人称“清空”；史达祖风格虽说与之相近，却涉尖巧而多勾勒；吴梦窗则绵密秾丽，才情横溢，被人比作李长吉或李商隐，张炎讥其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词源》），苛刻之论，未免皮相。咏物词在这一时期特盛，那些成了遗民的词人多借此寄托亡国之痛。宋亡入元之后，词多模仿前贤而缺乏创新，已趋于衰落了。

徐调孚云：“（宋词选本）总在数十种以上。有名的如宋人的《花庵词选》、《绝妙好词》，清人的《词综》、《词选》、《词辨》等，不是有时代的偏见，就是有个人的主观，加以有的选得太宽，有的太严，因为选者和作家的宗派不同，遂失平允。这在初学的人是不易辨别的，所以不适宜读它们。比较起来最平正无疵的，大家都推民初朱祖谋所选的《宋词三百首》。”（《中国文学名著讲话》第九十九页，中华书局版）徐先生的归纳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他还将这一节标题为：“《宋词三百首》一部最精粹的词选”，如此推重，也并不为过。

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古微，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幼年颖慧，既长，雅擅文学。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编修，预修《会典》。二十年（1894）大考二等，迁侍讲。时王鹏运任御史，举办词社，邀之入。值义和团倡扶清灭洋，被清廷召为团练，横行京津间，焚教堂，杀教士，掘铁路，剪电线，凡物之洋式者悉毁之。清廷又召甘军董福祥率部入京与之合，同时下令攻使馆，向各国宣战。祖谋与张亨嘉等议事慈禧太后前，力言义和团不可恃，董福祥不可用，外衅不可开。大忤慈禧意。八国联军入京，慈禧西遁，祖谋偕修撰刘福姚就王鹏运以居。既而困危城中，发愤呼叫，因赋《庚子秋词》以自遣。历迁礼部侍郎、广东学政等职，任满乞休归，不复出仕。宣统即位，授顾问大臣，不赴。辛亥革命后，隐居沪上、专心研究词学，勤探孤造，独步一时，即以此终身，卒年七十五。祖谋洁身远名，秉性耿介，所作词精雅峭丽，音律缜密，风格略似姜白石、吴文英，人称一代宗匠。亦能诗，尤精校雠。民国六年（1917）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四种，别集一百六十八家为《彊村丛书》。“彊村”是祖谋的别号，因其世居归安埭溪渚上彊山麓，遂自号“上彊村民”，又号“沤尹”。除选编《宋词三百首》外，又辑有《湖州词征》二十四卷，《国朝湖州词征》六卷；自著则有词集《彊村语业》三卷、《遗文》一卷。

《宋词三百首》虽说“最平正无疵”，那是与当时其他选本比较下相对而言的，若以当今认识来看，自然不无可议之处。首先，朱氏对词的看法，仍不脱传统观念。此书编次上仍循帝王后妃最前、僧侣妇女最末的旧例即是。他选词的标准，以浑成为归，典雅为上，侧重于格调声律，所以选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的作品特多。我们对入选词数作部分统计：吴文英二十五首，位居榜首，其次是周邦彦二十二首，然后姜夔十七首，晏几道十五首，柳永十三首，辛弃疾十二首，贺铸十一首，晏殊、苏轼各十首。美成、梦窗之作多出苏、辛一倍以上。这除了选者所尚本在周、吴二家外，或者多少也有“力破邦彦疏隽少检、梦窗七宝楼台之谰言”（吴梅为唐圭璋本所作《笺序》）的用意在。范仲淹之《渔家傲（塞下秋来）》与苏轼之《念奴娇（大江东去）》未被入选，原因大概就是他们以诗为词、非词之本色吧。苏、辛清新可喜的农村词之被忽略，或许还因为非典雅之作。这些都不足为奇，《唐诗三百首》不是也没有选杜甫的《奉先咏怀》、《北征》、《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吗？可仍不失为普及唐诗功劳极大的好选本。时代不同，人的观点也有差别，我们不能只用今天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