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多说什么，在滕家一住几个晚上，直到橘子卖完才回去。

第二年秋天，他又来，带上了大儿子，还带了一堆各色各样的土特产。

夜里，两个人一道喝酒，滕华良望着那张淳朴豁达的脸，心里涌过一点暖意。

到第三年，老陈再过来，这一回，带上了四岁的小儿子。

那一年，对滕家又是难熬的一年，虹嫣哥哥常青被发派去云南最偏僻的地方下乡。

滕华良心里越加苦闷，夜里，他照例与老陈一起喝酒，一面把内心积压的苦闷尽数倾吐，俨然已经像是老朋友。

白天，老陈弄了辆手推车上街去卖橘子，小儿子也跟着他一起去，打赤脚，胸口挂着长命锁，不哭不闹，帮着爸爸一起推车，到街心，老陈支起摊头，给他弄个小板凳，他就不声不响乖乖坐着，忙起来，还懂得相帮爸爸替别人装橘子。

虹嫣夜里下楼喝水，走到他们打地铺的客堂间，特意放轻了手脚，那小孩却醒着，趴在地铺上，睁着眼睛有些好奇地望着她，月光底下，一双眼睛漆黑明亮。

老陈统共来了三年，第四年没有来，往后也再没来过。

一晃十多年过去，虹嫣家里的景况起起伏伏。

滕华良进了前身曾是自家的镇办电镀厂，依靠过硬技术和经验重新立足。

党爱珍把已故的老太太曾经住的那间靠街的房子重新改建，开了一爿丧葬铺，售卖寿衣香烛，也做一条龙，辛苦劳累一点，但是赚头不错。

1977 年，虹嫣考进了市重点高中，听说回城政策即将落实，再过不久，远在云南的常青也要回家来。

生活眼看在朝好的方向前进，谁知就在回城政策落实的前一年，滕常青在云南碰到山体滑坡，再也回不来了。

党爱珍成天以泪洗面，却也无济于事。

过了两年，虹嫣考上复旦大学哲学系，街道特意做了横幅，家里摆了几桌酒席，党爱珍却时不时还总抹着眼泪念叨常青。

1982 年深秋，来了一个年轻人，满手拎着橘子金瓜之类的土特产，眉宇间有几分像当年的老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