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相似的账簿，愧疚、自责和恐惧压在我的头顶上空，它无处不在，我无法逃开。

到底应该怎么做？到底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难道为了所谓的大局面前的牺牲就不重要了吗？

真可惜，我很难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但是说到底，又有什么答案永远正确呢。

第九章

我临走那天郝严来见了我，他带着一壶好酒，还带着上好的龙井。我问他这算什么，他和我说是践行。

我眯起眼睛朝他笑，又叹息：“谁会带茶来践行呢。”

他也叹了口气，看起来没什么精神：“酒你自己留着喝吧，我怕酒后出什么事，到时候咱两个仕途就全完了。”

男女官员不准关系过密，夫妻只能一方为官，这是写在律法里的，他会谨慎也是人之常情。

我想也是，于是净手后亲自泡了茶，我的茶道是和宋大夫人学的，不会差到哪去。

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的朋友。

我们两个坐在点着灯火的晚灯底下对谈，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唠嗑，他问我还记不记得去年水灾我们几个知府知县上武汉调粮结束后私底下聚会那件事。

我说当然，去武汉知府那个小别院聚的，大家那天晚上骂娘骂的可起劲了，要是说出去了指不定会被判个藐视圣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掉脑袋的事，没有一个人敢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说出去。

真好。

我回忆着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挺多人，副按察使郝严，做东的武汉知府文诗婧，等等，四五个人，其中年龄最大的不超过26岁，整个桌上都是菜，一滴酒都没有，实在是很特殊并且反传统的一场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