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却能以此为引子，探知完全不同的真相推开这扇门，但后果请自负――相信我，你不会想听到真相的。或许你该及时掉头离开。

但我也知道，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对真相表示怀疑的迹象，我就会不遗余力地让他再度陷入茫然。然而，如果他毫不起疑，我慌乱不安的言词可能同样使他孤立无援。到头来，与其他继续追究，搞得我作茧自缚，倒不如让他以为我对奇亚拉有意思，我还比较开心一些。说不出口，我本可能承认自己尚未小心、筹划或者根本不知道已经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的那些东西。说不出口，比起几小时前事先准备好的任何妙语，我可能更容易抵达身体渴望去的地方。我可能会脸红，因为我已经是满脸通红、胡言乱语、终至崩溃――接着我将如何？他会怎么说？

我想，与其再花一整天对关于“回头再试”的所有不切实际的决定思来想去，还不如现在就崩溃的好。

不，最好他永远也不知道。我能忍受。我能一辈子，永远忍受。我甚至一点都不惊讶自己能如此轻易接受。

偶尔，突如其来地，我们之间会有一些温情时刻，我几乎脱口而出那些我渴望告诉他的话。那是我所谓的绿色泳裤时刻――即使我的色彩理论已经完全被现实推翻，让我没信心在“蓝色”日子里期待友善，或是在“红色”日子里谨慎提防。

音乐是我们很容易聊起的主题，尤其是我坐在钢琴前，或他希望我用某种风格弹点什么的时候。他喜欢我在一首曲子里融合两位、三位，甚至四位作曲家的风格，再依我的方法改编。有一天，奇亚拉哼起一首流行歌的曲调。那天风大，没人去海边，甚至也没人在户外逗留，我即兴弹起一首由布拉姆斯改编的莫扎特所演奏过的一首曲子，我们的朋友突然都聚在客厅钢琴的四周。“你是怎么做到的？”有一天早上他躺在“天堂”时问我。

“有时候，了解一位艺术家唯一的办法，就是设身处地进入他们的内心，然后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我们又再度谈起书。除了父亲之外，我很少跟任何人谈书。

或者我们谈音乐，谈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谈美国的大学。

或者还有薇米妮。

那天早晨她第一次闯进来时，我正在改编布拉姆斯以韩德尔主题做的最后几个变奏。

她的声音穿透上午十点前后强烈的热气。

“你在干什么？”

“工作。”我回答。

趴在泳池边的奥利弗抬头看，汗水从他的肩胛骨骨间倾泻而下。

“我也是。”她转向奥利弗问同一个问题时，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