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他父母怕这个独子受委屈，给他留了很多钱。那时候我们放了学会买很多吃的，然后四个人跟飞车党一样，单车飞滚着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校门，一路杀向紫竹院老高的家。一路上彼此紧张默契，都不说话，只靠自行车的铃铛叮铃铃前后打招呼。到了目的地，四个人把车子往楼下一扔就向上奔，进了门，呼拉拉把吃的倒在床上，才终于松了口气，脸上笑起来，好像我们拿的是百万现金在路上怕抢一样。老高随即向老奶奶那个屋子嚎叫着：“奶奶，我回来了！有朋友来！”于是我们彻底安全了。老奶奶知道同学来家后，就永远不会迈出自己那个屋子的门。

到我们已经分别上了不同的高中时，四个人依然还在一起玩。每个新年，我们吃完晚饭就分别跟家长申请。我妈得知又是胡萝卜和老高后，先皱眉，等我说还有班长时，就爽快地说去吧。我说恐怕会晚点回来，我妈说你早晚成女流氓。我爸沉吟道：“有这么说孩子的吗？”我已经挎上书包出门了。因为老高家有最新的录像带，我妈知道我爱看电影没命，所以“晚点回来”就是“彻夜不归”的客气说法。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怎么那么信任我，一个女孩儿家在男孩家里群居群宿，她竟然那么放心。也许我从小被当男孩子养，也许我妈见过老高和胡萝卜后相信就凭这么两个娘娘腔，一定不敢把我怎么样。

我们会先在胡萝卜家聚齐，他妈一定要看到真的有我和班长出现，才肯放这个“孽障”出门。他的家教很严，后来我才知道他爸是某个国家领导人的三秘。那时的胡萝卜没考正经高中（他可能也考不上）。他进了电信的中专，再后来胡萝卜出了学校爬了一段时间电线杆子装电话。我们家的电话就是我找他装的，他进门叫我爸叔叔的时候把我爸吓一跳，说他居然比小时候长高了那么多。那时候装电话很难，要求着电话局的人才成。我爸为此曾经大大夸奖了我一番，因为我为他省了安电话的香烟茶水钱，而且还不用等那么久，他刚在电话局登了记，回到家，胡萝卜就出现了。胡萝卜那时候真给我们长脸。长大了，我每每想起胡萝卜，都对他爸由衷敬佩，他让胡萝卜爬了整一年的电线杆。那是我心目中的第一个清官。

胡萝卜家住在西单一个秘密大院里，紧临中南海。我们四个飞车出大院的时候，一定要先去西单长话局的卫星大钟下面等一会。我们扶着车把仰脸看着，看着那指针慢慢移向正中。等到“东方红”的乐曲从卫星上传来的时候，我们兴奋地狂叫着：“新的一年到了，让我们飞吧！”然后飞身上车，沿着深夜旷寂无人湿漉漉的长安街一路怪叫狂奔，那时大钟在我们背后正好敲响新的一年洪亮悠远的十二响。

这个新年庆祝活动持续了很久。虽然我们到老高家吃的大多是速冻饺子、火腿肠之类，但我们依然兴高采烈地把山楂条在火腿肠上拼成“新年好”的字样，一一照像后，开吃。老高家有很多港台录像带，还有不少国外的录象，想必是他爸妈回国看完留下的，对于我们简直是天大的新鲜。那时候电视偶尔放的外国片都是60年代的，而港台片也只有在录像厅才能看到，我们没钱，很难看上几部。

胡萝卜和老高喜欢国外枪战片，我和班长主攻港台武打，争论不下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争夺遥控器大打出手。有一次记得我和班长翻出了一部《人肉叉烧包》，胡萝卜大喜，恐怖片，恐怖片呀。我们一起并排坐在老高的床上，一人一个枕头靠着看。结果那个片子中曾经出现很三级的镜头，我眼睛的余光已经看到老高很不好意思地捅胡萝卜，班长拿枕头挡住眼睛，就我和胡萝卜死不要脸地看着。后来，我曾经想过，那个晚上他们两个有没有硬过，有没有动过我们两个的念头。他们毕竟也十六岁了呀。

中秋想念胡萝卜(2)

新年狂欢在某一年终止后就再没办过。那时胡萝卜在学习电信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