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错，”姜慎把镜头拉回来，坚定说，“记忆移植手术是一项凶险、偏激并且不道德的技术，我本人的确是第一例成功的移植对象，是一个试验品，一个产品，也是一个受害者。”

台下一片哗然，阵阵喧闹中几个人扯高嗓门接连冲台上吼着，“胡说八道”、“闭嘴”、“叛徒”、“忘恩负义！”

其中有人愤怒地咆哮了句，“怪物！”，我看到姜慎露出一瞬难堪，眼神扫过去又垂下，像是不敢面对什么。而那人捕捉到了姜慎的一闪而过的慌乱，追问了句，“你有证据吗？！”

身旁的覃老师凑过来，得意地低声说这是他安排的公关二部的几个刺头，肯定能把姜慎闹下去。我早就不在乎输赢了，当然也不在乎谁下去谁上去，只是盯着全息画面里姜慎无处遮掩的被刺痛的哀伤，竟有些想哭。

他似乎意识到今天很难控场，低声说：“具体证据我会择日再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当众公布，谢谢大家。”

姜慎说完起身走下台，不顾现场媒体们的狂轰乱炸退场了，而后被几个心腹员工保护着离开，过程中匆匆回头看了一眼镜头，我透过屏幕直视他，恍惚以为他也看到了我。

离开现场后我直接去了医院，爸爸的情况不算严重，正在输液睡觉。据说他上午并没有见到姜慎本人，只是通了个电话，电话里姜慎说了什么没人知道，爸爸沉默了好久，一站起来忽然就栽倒在地。

我来时看到朱景怡神态呆滞地坐在病房外面，她看到我后哭了起来，瘫在椅子上小声抽抽涕涕。朱景怡是那种习惯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的人，她瘦小的身躯小幅度抽泣着，即便是发泄心底最大的悲痛和失望，她也在用一种尽量不惊扰别人的方式。

我走过去握着她的手，把她揽在怀里，她抗拒了一下，随即紧紧抱着我哭出来。后来朱景怡在旁边的小沙发上疲惫睡着了，我坐在旁边回想刚刚发生的惊天逆转，尽管这件事与我有直接的连带关系，但却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清醒疏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