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运河以及后来的铁路都是需要耗费巨资的，而这些钱通常不是个人投资者所能筹集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一个中央银行在维护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稳定，那么完成那个工程的进度就会慢上许多。去驯服一块无人开垦过的大陆是需要耗费巨资的；全国上千份报纸通用的词汇都变成了“国内的进步”――河道需要被疏通并且安放上航标，海岸沿线都要修建灯塔。绝大对数州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掏腰包：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因为他州内的居民被“过度征收税费用于修建穿越鳕鱼湾（Cape Cod）的运河”而大发雷霆，与此同时，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都在1827年通过立法指责所谓的国内进步，指责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政策，并抱怨他们州内的居民都被迫上税“用于为其他州的人修建公路或运河。”这些意见或许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内心想法，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支持采取这些行动的少数派都是“精力充沛，贪得无厌，且极富社会影响力”的人。所有最终铁路还是修建起来了，河道也还是疏通了。联邦政府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用这些土地去发展他们理想中的农业和定居点，用土地收益来为修建铁路提供资金支持，并且还直接将土地免费赠给新建的大学。这种开支政策稳步地拉长了美国的经济核心――确确实实为在北美扩张的信条（Manifest Destiny）提供了资金支持。</p>

从巅峰状态的回归（9）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内战也是围绕着大与小的问题在转。奴隶制――美国历史上最独特，最恶劣的社会毒瘤――确实是内战爆发的导火索，奴隶制的废除也标志着内战的结束，但是在内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因素在发生着作用。当时的美国南部地区，因为广泛推行奴隶制，所以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农耕社会。（我后面将会讲到这种稳定不代表其一定是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的恶劣行为；但实际上，稳定及农耕社会或许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生活状态。）南部社会的稳定局面意味着南部各州都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建设一个新国家的全国性工程当中；各州的当权者们满足于通过奴隶的劳作来为自己创造财富，他们才不会去积极参与北部各州正在进行的新建国家的伟大运动。而且当时的北方各州也乐得于让南方地区保持他们的奴隶制体制。南北方的摩擦真正出现其实是由于建国运动不断西进，有人主张在新开发的西部地区采取奴隶制社会体制，有的人认为这种行径很不道德，有的人认为那简直就是社会的倒退。许多人相信，只要把奴隶制限制在南部各州，那么它会自然而然的消亡，这一点在欧洲已经有了实证。但是1854年通过的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给人们带来的实际的威胁，因为按照法案的内容，这种“独特的体制”将被传播到更多的地方，为了抵制这种趋势，新兴的共和党――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领导的政党诞生了。这场关于堪萨斯州未来政治体制的争斗标志着约翰?布朗（John Brown）辉煌政治生涯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林肯―道格拉斯大辩论；它把对奴隶制的争辩推到了风口浪尖。</p>

于是内战爆发了。由于北方各州拥有先进的科技手段，较高的生产效率，严肃的组织纪律，以及发达的工业，所以他们在南方各州面前几乎是不可能战败的。除此之外，北方的胜利也强化了关于中央集权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而且是一种良善的存在的观念。爱国主义情结也前所未有的膨胀起来――星条旗成为了每次公众集会必不可少的标志。民族主义的情结也在同一时期发展到巅峰，“联盟”的呼声甚至高过了废奴运动的呼声。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亨利?J?雷蒙德（Henry J. Raymond）的观点，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