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乘此机会为周沪萍伸冤诉苦，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周沪萍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了又想，还是拒绝了，周沪萍与我一样，生死尚且已置之度外，“声名”这种身外之物又何足道哉？世人眼中的周沪萍是一个怎样的人，世人眼中的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些，我们已浑不在意，如今我们在意的，只有彼此。

但我还是决定写些什么，不是歌功颂德，不是诉冤叫屈，只是记录，记录下我与沪萍迢迢漫漫的悲伤中时或闪现的欢乐，这样会使我觉得，沪萍还在，茫茫人世，我不是孤身一人。

如世人捕风捉影所怀疑的，沪萍与我的关系，确不止是朋友，也不止是姐妹。前些时候，我去找工匠为沪萍的墓碑刻字，工匠问我，立碑人与墓主是什么关系？我想一想，告诉他，是家人。他怔一怔，迟疑着追问，你是……妹妹？我说，不，就是家人。

故事的开始，长我十八岁的周沪萍是我的家人，淞沪会战中，我的母亲去世，我的父亲忙于工厂内迁，无暇顾及我，遂把我送去周沪萍身边。故事的结束，周沪萍仍是我的家人，在世俗未能接受沪萍是我的爱人之前，我也只能如此。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我们互相照应，互相扶持，却也怯弱地逃避着彼此，因为性别，也因为年龄，还因为尚未成功的革命。我去美国波士顿求学，周沪萍在国民党政府潜伏，我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周沪萍继续在国民党政府潜伏，十年，我们俩仿如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只有在阒然无声的午夜才在四马路的牙医诊所碰面。

我们脚下履着刀尖，头上悬着利剑，投身革命的时候，已决定在不得已时为理想、为信仰而牺牲。九死一生，我从没想过，我与沪萍，可以活着迎来我父亲形容的既温暖又可靠的“新世界”，我也从没想过，我与沪萍，可以冲破我们内心的屏障与藩篱，不再胆怯，也不再退缩，我们在一个金风送爽的晴日拥着抱着，嗅着丹桂的芬芳，听着话匣子里浑厚的男声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城楼檐下，八盏大红宫灯分挂两边。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八面红旗迎风招展。早上六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规定的地点排列。到了正午，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像海上的波浪……”

我的心跳得很快，跳得很欢，为话匣子里的声音，也为身旁的沪萍。沪萍抓着我的手，眸中隐约泛着泪光，说，好了，终于一切安好了。

我们确实过了五六年安好的日子。周沪萍恢复共产党员的身份，在上海市政府任职。我们住在闸北，房子也不算大，六十来平，两间卧房，一间堂屋，一间浴室，一间厨房，足够我们二人住了。房子在一层，连着外面一个小巧玲珑的庭院，周沪萍找泥瓦匠来砌了个花坛，种了好些花，玉兰种过，蔷薇种过，茉莉种过，栀子也种过。后来我们先后在弄堂口捡到一只流浪的花斑猫，还有一条流浪的狮子狗，休假的时候，如若天气晴好，我们总喜欢坐在庭院里，喝着红茶，望着一坛的花花草草在阳光下惬意地伸着懒腰，微风中左摇右晃，还有被我们饲得憨肥的花斑猫与狮子狗打架。年年岁岁，我们有了一架子的书籍，后来又有了一台唱片机，夏日晚风，在高脚杯里倒上冰镇过的葡萄酒，听着唱片，读一读书架上的普希金或莱蒙托夫或茨维塔耶娃，就很好。

当时我以为我们是苦尽甘来，未曾想过，这是暴风雨前最后的风平浪静。

假如我是先知，假如我预知到将来的十年二十年我们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把这五六年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抻长了，再抻长了，这样，当我们日后被迫两地分离时，当我们不堪人世间的凌辱与折磨时，我们还能如同反刍的牛一样，一次一次，一回一回，反刍着这些被抻长了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