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概念，乃至之后数百年皇冠坠落满地的浩大历史浪潮, 都诞生自这一场至关紧要的变法；它天生就带着“初始”、“元初”的意蕴。恰恰吻合了有虞氏的传说人类即将由浑茫矇昧的时代, 走入由理智缔造的光明。

所以, 如果将工业革命后的人类史比喻为从古代母体中孕育出的胎儿, 那么甲寅变法无疑便是这胎儿的第一声啼哭, 虽然柔弱宛转（好吧，从历次海战的结果看, 也未必柔弱到哪里去），却是各种杂音中绝不容忽视的声响, 新时代美妙的前奏。史学界为此而倾注心血，自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一如有虞氏所代表的上古史，甲寅变法的研究进展也并不顺利。这倒不是史料不多实际上, 甲寅变法近三十年之久，前后涉及的文献汗牛充栋，不断还有新的文物出土印证，来源甚是丰富；但如果详细审查，那这种看似乱花迷眼的旁征博引, 都不能触及到变法的主要脉络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变法的缘由是什么？变法的主持者又到底是谁，闫党、清流、穆祺抑或不知名的另一派系？

热门课题研究几百年，居然连变法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这样的事情说起来似乎有些滑稽, 但实际也无可厚非。长期以来, 历史学家掌握的都是变法中边缘人物记录的零星碎片, 宏大进程中浮光掠影的一瞥；而真正身处洪流中心的人物，却在历史记录保持了惊人一致的沉默，以至于后人反复查点，居然不能从遗物中找到任何有效的痕迹。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三十余年的内阁高层中，闫分宜、许少湖都是极小心谨慎的人物，告老以后口不臧否人物，连奏折的草稿都是随写随烧，绝无痕迹；张太岳倒是富于著述，但死后家属仓皇南下，生平的文稿都遗留在了京城老宅，被狂怒的皇帝全数销毁，再无痕迹；至于穆祺……大概是由于文采实在太糟糕的缘故吧，市井上没什么人愿意掏钱买穆国公府流传出来的大作，于是也湮灭无闻了。

因此，长久以来，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居然只有传承有序的宫廷奏折档，以及总领全局的国史馆，试图从公文及官方记载中搜寻消息而这两个部门，由变法干将、穆派元老张太岳控制了十五年之久。

换言之，这是穆党自己给自己写的历史。

采信这种历史的结果，就是带偏了前两百年几乎所有的甲寅变法研究，学者笃信这些像模像样的档案，坚定不移的认为变法只是高层为了利益的共谋，主持者应该是闫、许，甚至飞玄真君，而绝不会是当时年轻而无知的穆国公世子穆党是花瓶、是样板、是皇帝扶持勋贵制衡文官的白手套、是张太岳一飞冲天的进身之阶，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承担变法这样艰巨复杂、充满创新的人物。

要知道，在时人的笔记中，穆氏的评价还是“癫狂错乱”、“不可明状”呢，你能指望这种人办什么大事？

这样主流的观点也不是没有过质疑。不少学者从荷兰及西班牙的档案中找到了痕迹，认为穆祺发挥的作用绝不像表面那么简单。但这种只言片语的外界印象当然没有办法与严谨缜密的国家档案相比，所以几百年来，力主穆氏主导变法的“穆派”都只是冷门的异论。

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一直持续到了《儒望日记》出土为止。

不过，与公众舆论中颇有传奇色彩的发现历程不同。实际上，作为英吉利银行的高级董事、东印度公司终身董事会主席，儒望遗留下的文件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重点；研究者之所以长久无视《儒望日记》，并不是因为傲慢疏忽，而是因为它根本就无法释读在死前最后一年，儒望特意取来了所有笔记本，当着公证人的面投入墨水池中浸透，从此一塌糊涂，再也不可分辨了。

因此，后来对《儒望日记》的“再发现”，与其归功于他后人无私的捐献，倒不如归功于新技术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