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想，这真是个不好听的笑话。

而他得知宫维彦肝癌晚期，就是一年后的事情了。

自从艾芮去世之后，宫隽夜就觉得每一通从国内打来的电话都带有不祥的气息，是凶险和死亡的预兆。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不再一味享受无牵无挂的自由。开始留心国内的情况，特意在这边安插了三个信得过的线人，一个用来盯着宫维彦，一个用来盯着大伯小叔那帮不省油的灯，一个专门去听道上的风声，一旦有变动随时向他汇报。

他委托去打听那对母子的人也给他回了话，故事远比他想象的要简单：女人和男孩儿都是漂泊在这个城市的流浪者，幸运的是他们相遇了，从此女人有了孩子，男孩儿有了妈妈。他们很穷，之前跟来路不明的酒鬼同租一间屋，在那条破破烂烂的大街上开了一家破破烂烂的杂货店，卖零食饮料和日用品，可听收租的人说他们从未拖欠过房租，女人要强，她的孩子也争气，过得一贫如洗却看不出丝毫的委屈。

“经常见那孩子在外面做钟点工赚钱，看着……挺心疼的。”线人在电话里笑笑，紧接着问他，“看不出来啊夜哥，咱这是要普度众生了？还打算资助贫困儿童？”

“放屁。”宫隽夜轻蔑地说，“我他妈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想得美。”

艾芮的死仿佛带走了他弥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点天真，让他一夜之间长成了一个工于心计的大人，不许难过，不许宣泄，不许轻易暴露自己的弱点，要学会压抑，学会不动声色，学会在目的达到之前隐藏真实动机。他将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笑和愤怒都得体，想什么时候成佛就什么时候成佛。

比如他在听到线人说“宫先生已到肝癌晚期”这句话的时候。

他也只是不痛不痒地答：“哦，是么。”

“那他可没几天好活了。”

（八）

“多久了？”

“一年多了。”

“什么时候恶化的？”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