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到如果不能搞懂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对阿克曼的研究在我心里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将和前人一样对着同一个雕塑从不同视角来回描述，而究竟是什么雕刻了它、它内部的结构如何却无人知晓！

对这一点的认知无数次在夜里让我辗转难眠，我为此不得不在临睡前通过酒精麻痹自己，好让我多少能维持足够支撑我工作的精力。但我始终对这难题束手无策。

阿克曼本人既未婚姻更无子女，她的遗物最后均交付给艾米丽·米勒小姐，时隔三百余年，大部分遗物的原件仍摆在位于华盛顿的展览馆、大英博物馆以及她的数处故居中，复印件也不难找到。但被送入那里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曲谱、用过的钢笔那一类东西，对我的研究几乎毫无帮助。

于是我将重点转向其他伦达克集中营亲历者们留下的历史资料，这多少让我收获了些新东西。关于那些资料，它们大部分已经于历史长河消失无踪，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叶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数据大爆炸”对全人类电子数据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之后。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克莱尔·阿克曼生活的时代靠不住的电子产品尚不那么流行，这让极少数材料得以自毁灭数据的大海啸中幸免于难（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常说‘不要将一切寄托于信息流’）。我差不多搜集了所有我能找到的那段时期伦达克集中营的亲历者们及相关报道中留下的文字与影像作品（天知道我有多感谢奥德丽·肖特在她那本《伦达克集中营：最终的发声》中对于这些作品的详细记录！）。它们确实开始把我引向正确方向。

在莱恩·米勒的传记《谁让我们充满勇气》中，曾经提及阿克曼小姐为他们提供了一枚关键性的、能够证明德国军队暴行的毒气罐标签；有十七篇报道均提及阿克曼曾经为一名德国军官处理日常事务，将它们与米勒的传记片段相结合，可以证明阿克曼正是通过为那名军官工作得到了标签（当然，显然是种秘密的获得）。同时，现存资料中，有四篇发表于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作品盛赞克莱尔·阿克曼是“战争英雄”，因为她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点在日后便少为人们提及了。这不得不说是让人好奇的一点，可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阿克曼1943－1944年间经历的关注是在21世纪后期开始加深的，而之前人们的目光则多数落在她的艺术成就上，因此已经错失了能够接触大量直接资料的机会。当人们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缺失的一年对她的艺术生命产生了巨大影响时，亲历者们早已与世长辞。

我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告诉你，伊斯特，和直接将目光落在阿克曼情感生活的研究者们不同，我的研究正是从“战争英雄”开始切入的。在谈及阿克曼的传奇一生时，人们不再频繁地提及这些实在是过于反常。尽管它看起来和音乐、艺术毫无关联，说不定只是当时人们的疏忽或者是对于战争阴云的回避，但我决心探索下去。“忽视细节，忽视全部”，这就是我的准则。

而我庆幸我抓住了这一点。

好吧，我应该按顺序向你讲述我是如何推进研究的。最开始我和其他曾偶然关注此方向的研究者一样，将重点放在那枚标签上。我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徘徊了足有一个来月，因为根据米勒的传记可以看出，那枚标签促使当年的苏联军队提前解放伦达克集中营也许这是她被赞誉“挽救无数人生命”的原因之一。

但当阿克曼去世那一年刊登于《新联报》上的一篇报道让我注意到一些新东西或者说那几乎不能说是一篇报道，只是一篇刊登于报纸上的悼文。它之所以能留存至今全要归功于它作者的身份，乔纳斯·朗曼。这位犹太裔电子信息业天才缔造了朗曼家族，使得他用过的哪怕一张草稿纸都留存至今。

过去人们都忽视了这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