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误认为是死而复活被白人役使者。

王临亨认识到这股佛郎机人往来中国，向来以澳门为中转之地，地方官曾驱逐过他们，但因明后期社会控制松弛，洋人渐渐蚁聚蜂结于澳门。明地方官允许华夷正当贸易，没收夷人不义之财，却难以驾驭佛郎机人，原因是夷人贿赂地方官吏使得他们的欺诈贸易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官吏只是坐而困之，实际上是姑息纵容。他还记载了西洋人之间的矛盾斗争。不知何国二舟载众夷至澳门，被称为红毛鬼，身长丈许。两艘夷船非常庞大，外部用金属包裹，入水有二丈。已经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以为红毛鬼与之争利，遂率兵逐之，红毛鬼战败，后不知所终。

整体上看，晚明对早期葡萄牙人已经有比较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并未与之深入交往。事实上，中国人对佛郎机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虽然中国人对佛郎机人种、相貌、战船、文物冠裳、殖民扩张等有较为直观的认识，但起初明人并不知道佛郎机确切的地理位置。蔡汝贤《岭海异闻》和《东夷图说》认为佛郎机在东南亚。还有人甚至断定佛郎机就在爪哇和满刺加附近。叶权认识到，在澳门聚集的佛郎机人是大西洋之一国。野史家在记载史事时往往以天朝大国国民自居，对佛郎机人表现出轻蔑之情。激赏器物，却鄙夷其文物冠赏，视其进京传教或经商为朝贡。野史家往往以蔑视的口吻称其人为“夷人”，语言为“鸟语”。

晚明野史家对佛郎机人的关注反映出早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和新鲜事物认识的渴望，中国人的世界观得到一次较大更新，这对晚明以降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后世文人墨客借助野史的思想资源建构了一系列中西交往的历史图景，有人以“明人眼中的西洋人”为题行文在网上风行，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明人佛郎机观初探庞乃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明代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当时，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令人振奋的情势，那就是在中国航海史上所展现的郑和七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和由此所树立的明朝在亚非世界中良好的国际形象，在中外关系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但还应理性地看到，由于明朝厉行海禁政策，极具活力的民间海外贸易被禁绝，故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带来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明朝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未能实现自我超越。

就明时的西方世界而言，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使资本主义迅速向全球推进，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浪潮之中。但明人对世界的这一新趋向浑然不知，文人学士和封建官僚都无法做出积极的应对，只能在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中向前滑行，但又不知滑向何方。而不断东来的西方传教士、商人、官吏、士兵与明代中国有着零距离的接触，对明代中国予以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并通过报告、著述、信札、地图等手段，将中国的相关信息迅速反馈给欧洲，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强烈的反差决定着传统中国和新兴欧洲的不同走向。本专题集中对明代中国的外交思想以及明朝人对日本和欧洲的认知水平进行了深入探讨，视角和史料俱有新意，从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传统中国长期形成的“华夷之辨”在认知外部世界时所缺乏的冲动和迫切，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模糊和肤浅，使人们从历史长河中体味传统中国逐渐落伍于日本和欧洲的深层次因素。

内容摘要：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最为明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人之佛郎机认识已经涵盖了葡萄牙的不少方面，其中关于地理方位、人种归属、火器战船、殖民扩张以及物产风俗之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深度。明人佛郎机观相对于以往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既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又表现出明显不足，而且对明朝中后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