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泰勒真的会去上大学，会忍心弃山而去，加入光明会。我猜爸爸还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去说服泰勒，每次小工队回家吃午饭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事。哥哥们在厨房里晃悠，分餐装盘，爸爸则瘫在油毡上他太累了，必须躺下休息，但是又不能弄脏母亲的沙发开始了针对光明会的长篇大论。

有顿午饭尤其使我记忆深刻。泰勒正在用母亲摆出来的配菜组装玉米卷：他把玉米饼皮三个一排，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加入碎牛肉、生菜和番茄，计数，再完美地分配酸奶油。爸爸又在滔滔不绝。就在爸爸即将讲完，换口气准备重新开始时，泰勒把三个完美的玉米卷放进母亲用来做酊剂的榨汁机里，打开了按钮。机器的轰鸣声响彻厨房，强行施加了一种寂静。轰鸣停止，爸爸又开始了。泰勒把橙色的液体倒进杯子里，小心翼翼地开始喝，因为他的门牙仍很松动，仍试图从他的嘴中蹦出。有许多回忆可被看作我们人生这一阶段的象征，但这段记忆一直令我念念不忘：爸爸的声音从地面升起，而泰勒在喝他的玉米卷。

春去夏来，爸爸的坚决变成否认好像争论结束，他赢了。他不再谈论泰勒要离开的事，也拒绝雇人替代他干活。

一个温暖的午后，泰勒带我去城里外公外婆家玩。他们仍住在母亲小时候生活过的房子里，那是一栋与我们家有天壤之别的房子。装饰虽不华贵却得精心打理地板上铺着奶白色地毯，墙上贴着柔软的花瓣墙纸，窗户上装有厚厚的百褶窗帘。他们几乎没更换过任何东西。地毯、墙纸、餐桌和台面一切都和我母亲童年时一样，仿佛让我看到了旧日时光。

爸爸不喜欢我们去那里。外公退休前是个邮递员，爸爸说值得我们尊敬的人都不会为政府工作。外婆更糟糕，爸爸说，她很轻佻。我不知道“轻佻”是什么意思，但他时常这样说，以至于我将这个词与她，与她家奶白色的地毯和柔软的花瓣墙纸联系在一起。

泰勒很喜欢待在那里。他喜欢外祖父母相互说话的方式，平静，有条理，温柔。他们家有种气氛，让我无须别人提醒就本能地感到，不该大喊大叫，不该打人，也不该在厨房里全速冲刺。在那里我唯一被一再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把沾满泥巴的鞋子放到门边。

我们刚在她家的印花沙发上坐下，外婆就说：“去上大学！”她转向我说，“你一定为你哥哥感到骄傲吧！”她笑眼弯弯。我能看清她的每一颗牙齿。我心想，外婆竟然觉得洗脑是件值得庆祝的事，随她这么去想吧。

“我去趟卫生间。”我说。

我一个人慢慢穿过走廊，每走一步都停下来，让脚趾陷进地毯里。我笑了，想起爸爸曾说过，外婆能把地毯保持得这么白，只是因为外公从没真正干过活。“我的手可能很脏，”爸爸说着，朝我挤挤眼，露出他黑黑的指甲，“但这可是诚实的污垢。”

几个星期过去了，时值盛夏。一个星期天，爸爸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我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储备，”他说，“燃料和水也存好了。现在只缺钱。”爸爸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把它揉成一团，“不是这种假钱。世界末日来临时，这些毫无价值。人们会用几百美元钞票换一卷厕纸。”

我脑海中闪现一个世界，绿色钞票像空汽水罐一样散落在公路上。我环顾四周。其他人似乎也都这么想，尤其是泰勒。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我存了点钱，”爸爸说，“你们的母亲也藏了一些。我们要把这些钱变成银子。金和银，才是将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几天后，爸爸带回来一些银子和金子。都是硬币形状，装在又小又重的箱子里。他把这些箱子搬进屋，放到地下室。他不让我打开箱子。“它们可不是用来玩的。”他说。

后来泰勒也花了几千美元在赔偿了农民的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