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放了一个书架,上面堆满了有关草药学的书和一些旧平装书。其中有几册数学课本供大家共用;一本美国历史书,除了理查德,我从未见其他人读过。还有一本科学书,肯定是幼儿读物,因为里面画满精美的插图。

母亲通常花半个小时找齐所有书,然后我们把书分了,各自进房间去“上学”。我不知道哥哥们和姐姐在那期间都干了什么,我总是打开数学书,花十分钟翻书,手指在中间插页上摩挲。如果用手指摸了五十页,我会向母亲汇报,说我看了五十页数学。

“太厉害了!”她会说,“看见没?这种速度在公立学校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家里才能办到。在家你可以坐下来,真正专心致志,没有任何干扰。”

母亲从不讲课或考试,也从不布置作业。地下室有一台电脑,里面有一个叫“马维斯灯塔”的程序,可以用来学习打字。

有时她去送草药时,如果我们做完了家务,她会顺路把我们送到镇中心的卡内基图书馆。那里的地下室有个房间放满了儿童读物,我们就阅读那些书。理查德甚至从楼上拿了一些成人看的书,它们有着关于历史和科学的沉重标题。

在我们家,学习完全靠自我指导:只要干完自己的活儿,想学什么都可以自学。我们中有的孩子比其他人更有纪律性。我是最散漫的一个,到十岁时,我只系统学过一个科目摩尔斯电码,因为爸爸坚持要我学。他说:“如果电话线路被切断,我们将是山谷里唯一能进行交流的人。”尽管我也不太确定,如果只有我们学了摩尔斯电码,我们去和谁交流呢。

年纪最大的几个男孩托尼、肖恩和泰勒十年前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仿佛他们曾拥有另一对父母。他们的父亲从未听说韦弗一家的遭遇,也从不谈论光明会。他把三个大儿子送去上学,尽管几年后又把他们从学校里接了出来,发誓说要在家里教他们。当托尼要求重返学校,爸爸也同意了。托尼读完了高中,尽管在废料场干活让他旷课太多,以致最后没能毕业。

泰勒是第三个儿子,他几乎对学校没有记忆,所以很乐意在家学习。直到他十三岁的时候,也许因为母亲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教卢克认字上面,泰勒问爸爸能不能让他上八年级。

从一九九一年秋到一九九二年春末,泰勒一整年都在上学。他学了代数,代数之于他的大脑就如空气之于他的肺一样自然。那年八月,韦弗一家遭到围攻。假如没发生那件事,泰勒是否还会重返学校,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父亲在听说了韦弗一家的遭遇后,再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踏进学校教室。尽管如此,泰勒的想象力还是被点燃了。他用全部积蓄买了一本旧三角学课本,继续自学。他想接着学微积分,但又没钱再买另一本书了,于是他就到学校去找数学老师要一本。老师当面嘲笑他说:“自学微积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泰勒不为所动:“给我一本书吧,我想我能自学。”最后他腋下夹着一本书离开了。

真正的挑战在于找时间学习。每天早上七点,爸爸就把儿子们召集起来,分好组,派他们去干当天的活儿。通常过了一小时爸爸才会注意到泰勒不在兄弟们中间。接着他会冲进后门,大步走进泰勒的房间,大声质问正坐在里面学习的泰勒。“你到底在干什么?”他一边吼,一边把鞋子上的泥巴踩到泰勒一尘不染的地毯上,“我让卢克去装工字梁他一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儿我过来找你,你竟然还不挪屁股?”

我如果在该干活时看书被爸爸逮住,会立刻溜之大吉,但泰勒岿然不动。“爸爸,”他说,“我吃完午……午饭再去干……干活。但上午我得、得学……学习。”大多数上午他们都会争论一会儿,然后泰勒放下铅笔,耷拉着肩膀,穿上靴子,戴上焊接手套。但也有些上午,爸爸一个人气鼓鼓地走出后门,这种情况总令我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