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放了一个书架，上面堆满了有关草药学的书和一些旧平装书。其中有几册数学课本供大家共用；一本美国历史书，除了理查德，我从未见其他人读过。还有一本科学书，肯定是幼儿读物，因为里面画满精美的插图。

母亲通常花半个小时找齐所有书，然后我们把书分了，各自进房间去“上学”。我不知道哥哥们和姐姐在那期间都干了什么，我总是打开数学书，花十分钟翻书，手指在中间插页上摩挲。如果用手指摸了五十页，我会向母亲汇报，说我看了五十页数学。

“太厉害了！”她会说，“看见没？这种速度在公立学校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家里才能办到。在家你可以坐下来，真正专心致志，没有任何干扰。”

母亲从不讲课或考试，也从不布置作业。地下室有一台电脑，里面有一个叫“马维斯灯塔”的程序，可以用来学习打字。

有时她去送草药时，如果我们做完了家务，她会顺路把我们送到镇中心的卡内基图书馆。那里的地下室有个房间放满了儿童读物，我们就阅读那些书。理查德甚至从楼上拿了一些成人看的书，它们有着关于历史和科学的沉重标题。

在我们家，学习完全靠自我指导：只要干完自己的活儿，想学什么都可以自学。我们中有的孩子比其他人更有纪律性。我是最散漫的一个，到十岁时，我只系统学过一个科目摩尔斯电码，因为爸爸坚持要我学。他说：“如果电话线路被切断，我们将是山谷里唯一能进行交流的人。”尽管我也不太确定，如果只有我们学了摩尔斯电码，我们去和谁交流呢。

年纪最大的几个男孩托尼、肖恩和泰勒十年前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仿佛他们曾拥有另一对父母。他们的父亲从未听说韦弗一家的遭遇，也从不谈论光明会。他把三个大儿子送去上学，尽管几年后又把他们从学校里接了出来，发誓说要在家里教他们。当托尼要求重返学校，爸爸也同意了。托尼读完了高中，尽管在废料场干活让他旷课太多，以致最后没能毕业。

泰勒是第三个儿子，他几乎对学校没有记忆，所以很乐意在家学习。直到他十三岁的时候，也许因为母亲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教卢克认字上面，泰勒问爸爸能不能让他上八年级。

从一九九一年秋到一九九二年春末，泰勒一整年都在上学。他学了代数，代数之于他的大脑就如空气之于他的肺一样自然。那年八月，韦弗一家遭到围攻。假如没发生那件事，泰勒是否还会重返学校，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父亲在听说了韦弗一家的遭遇后，再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踏进学校教室。尽管如此，泰勒的想象力还是被点燃了。他用全部积蓄买了一本旧三角学课本，继续自学。他想接着学微积分，但又没钱再买另一本书了，于是他就到学校去找数学老师要一本。老师当面嘲笑他说：“自学微积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泰勒不为所动：“给我一本书吧，我想我能自学。”最后他腋下夹着一本书离开了。

真正的挑战在于找时间学习。每天早上七点，爸爸就把儿子们召集起来，分好组，派他们去干当天的活儿。通常过了一小时爸爸才会注意到泰勒不在兄弟们中间。接着他会冲进后门，大步走进泰勒的房间，大声质问正坐在里面学习的泰勒。“你到底在干什么？”他一边吼，一边把鞋子上的泥巴踩到泰勒一尘不染的地毯上，“我让卢克去装工字梁他一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儿我过来找你，你竟然还不挪屁股？”

我如果在该干活时看书被爸爸逮住，会立刻溜之大吉，但泰勒岿然不动。“爸爸，”他说，“我吃完午……午饭再去干……干活。但上午我得、得学……学习。”大多数上午他们都会争论一会儿，然后泰勒放下铅笔，耷拉着肩膀，穿上靴子，戴上焊接手套。但也有些上午，爸爸一个人气鼓鼓地走出后门，这种情况总令我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