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移开目光，盯着教堂尖顶，在星光的映照下，那尖顶清晰可见。

“我会朝她脑袋开一枪，”肖恩说，我感觉他的身体朝我这边挪动，“但我不想把一颗好子弹浪费在一个没用的婊子身上。”

绝对不能看他。我几乎相信，只要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教堂尖顶，他就不会动我。只是几乎相信，因为即使我紧抓这个念头不放，我也等待感受到他的手落在我的脖子上。我知道很快就会感受到他的双手，但我一动不敢动，不敢打破这个等待的魔咒。那一刻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就像我一直相信的那样，打破魔咒、解除魔法的人会是我。当寂静被打破，他愤怒地冲向我，我就会知道肯定是我做了什么，成了催化剂和导火索。这种迷信中透露着希望，给人能掌控局面的错觉。

我一动不动地待着，脑海一片空白。

咔嗒一声点火，引擎轰隆隆地发动起来，通风口涌出了阵阵暖风。

“你想去看电影吗？”肖恩问。他的声音很是随意。我看着汽车急转调头，蹒跚地重新回到公路上，感觉世界随之旋转。“看部电影是个好主意。”他说。

我什么也没说，不愿动也不愿说，唯恐冒犯了我仍然相信拯救了我的奇异的物理巫术。肖恩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沉默。在开车回巴克峰的最后一英里路上，他愉快地闲聊，几乎开玩笑般谈论要不要看《特工插班生》那部电影。

事物的本质

那天晚上，来到“教堂”走向父亲时，我并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我将自己视为一名侦察者：我到那里是为了传递信息，告诉爸爸肖恩曾经威胁过奥黛丽，因为爸爸会知道该怎么做。

也许我很平静是因为我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置身那里。也许我越过大洋，在另一块大陆上，在石头拱门下阅读休谟的著作。也许我当时正在国王学院里飞奔，腋下夹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4]。

“爸爸，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说肖恩开过一个要用枪射杀奥黛丽的玩笑，我觉得那是因为奥黛丽就他的行为与他当面对质过。爸爸盯着我，嘴唇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他喊母亲过来。她来了，神情忧郁。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你到底在说什么？”爸爸说。

从那一刻起，谈话变成一场审问。每当我千方百计暗示肖恩有暴力倾向，是个控制狂，爸爸就对我大吼：“你的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我记在日记上了。”我说。

“去把它们拿来，我要看看。”

“我没带来。”我撒了一个谎，它们就在我的床底下。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他妈的会怎么想？”爸爸还在吼着。母亲坐在沙发边上，嘴巴斜张着，看上去极度痛苦。

“你不需要证据，”我平静地说，“你见过。你们俩都见过。”

爸爸说，是不是把肖恩关在监狱里任其烂掉，我才会开心；是不是我从剑桥回来，就为了让家里鸡犬不宁。我说我不想让肖恩进监狱，但需要对他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我转向母亲，等着她帮我说话，但她一声不吭。她的眼睛紧盯地板，好像我和爸爸根本不在那里似的。

那一刻我意识到她不会开口，她会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留我一个人孤军作战。我努力想让爸爸平静下来，但我声音颤抖而嘶哑。然后我放声痛哭抽泣爆发自我身体某处，来自多年来我不曾感受过、已经被忘却的一部分。我想我可能要吐。

我跑去卫生间。我从脚到手指都在发抖。

我得迅速止住抽泣否则爸爸永远不会认真对待我所以我用老办法止住了痛哭：盯着镜中自己的脸，指责它流下的每滴眼泪。这个过程如此熟悉，做这件事时，我在过去一年精心营造的幻想破碎了。虚伪的过去，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