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粉倒进像胶水一样的东西里，我猜那应该是煎薄饼用的面糊。他一看见我，便放下面粉，坐在桌旁。“你是女人，对吧？”他说，“喏，厨房是你的了。”我们盯着彼此，我思索着我们之间已然出现的距离这些话在他听来是如此自然，于我是何等刺耳。

让爸爸自己做早餐，这可不像母亲的做法。我以为她病了，于是下楼去看她。我刚下楼梯就听到了声音：卫生间里隐约传来深沉的呜咽，被吹风机持续的嗡鸣声所掩盖。我站在门外，呆呆地听了逾一分钟。她会不会想让我走开，让我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我等着她停下来歇口气，但她的啜泣声越来越绝望。

我敲了敲门。“是我。”我说。

门开了，一开始只是一条缝，接着又宽了一些。是我的母亲，她刚洗完澡，皮肤闪闪发光。她裹着一块毛巾，但毛巾太小，没有将她全部包裹住。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本能地闭上眼睛。世界一片黑暗。我听见砰的一声，是塑料破碎的声音，于是我睁开眼。吹风机从母亲的手里掉落在地上，在裸露的水泥地板上弹了一下，嗡鸣声大了一倍。我看着她，就在我这么做的时候，她将我拉到身边，抱住了我。她身上的湿气渗进我的衣服，我感觉到水珠从她的头发上滴落至我的肩膀。

物理的巫术

我在巴克峰待的时间不长，大概一个星期。离开山的那天，奥黛丽叫我不要走。那次谈话的内容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日记。回到剑桥后的第一晚，我坐在石桥上，凝视着国王学院的教堂，写下了那则日记。我记得那条平静的河流，记得秋日落叶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缓缓漂流。我记得钢笔在纸上沙沙写字的声音，准确详细地记下了姐姐说过的话，有整整八页的篇幅。但我对她说那番话的记忆消失了，似乎我是为了忘却才写下来的。

奥黛丽让我留下来。她说，肖恩太强大，太有说服力，她无法单独面对他。我告诉她，她并不孤单，她还有母亲。奥黛丽说我不明白，毕竟从没有人相信过我们。如果向爸爸求助，他肯定会说我们撒谎。我告诉她父母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然后我登上了飞机，飞到了五千英里之外。

如果我为在如此安全的距离在宏伟的图书馆和古老的教堂的环绕下记录下姐姐的恐惧而感到内疚，只有一个迹象可以表明这点。那一晚，在日记的最后一行，我写道：今晚的剑桥不如以前美丽。

德鲁已被一个中东研究硕士项目录取，和我一起来到了剑桥。我把我与奥黛丽的谈话告诉了他。他是我向其透露家庭信息的第一个男朋友真的透露了真相，而不仅仅是有趣的轶事。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我说。我的家人如今不同了。但是你该知道那些事。所以你可以好好盯着我，以防我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第一个学期在一连串的晚餐、深夜派对以及不时在图书馆熬夜看书中度过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我必须进行一项原创性学术研究。换句话说，阅读了五年的历史，现在该轮到我来书写历史了。

但是写什么呢？在为撰写硕士论文而阅读时，我惊讶地发现，十九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们身上有摩门教神学的影子。我向导师大卫·朗西曼提出这一点。“那就是你的研究项目，”他说，“你可以做前人没研究过的东西：你不仅可以把摩门教视为一场宗教运动，也可以将它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来研究。”

我开始重读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信件。小时候读这些信时，我怀着崇拜之情；现在我用不同的眼光重读它们，不是用批评家的眼光，也不是用信徒的眼光。我将一夫多妻制作为一项社会政策，而不是一种教条来解读。我将它与其自身的目标，以及同时期的其他运动和理论进行比较。这感觉就像一种激进的行为。

我在剑桥的朋友已经成为家人，与他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