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埋起来。

我们继续制作桃子罐头。我不记得过去了多少天，也不记得在爸爸告诉我们更多故事之前，我们又增加了多少罐食物储备。

“兰迪·韦弗被人开枪打死了，”爸爸说，他的声音又细又怪，“他离开木屋去抱回儿子的尸体，联邦政府的人开枪打死了他。”我从未见过父亲哭，但现在眼泪顺着他的鼻子源源不断地流下来。他没有擦，任凭它们滴到他的衬衫上。“他的妻子听到枪声冲到窗前，怀里还抱着他们的小宝宝。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母亲坐在那里，双臂交叉，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捂住嘴巴。我盯着我们家污渍斑斑的油毡，听爸爸告诉我们婴儿如何从那位母亲的怀里被抱了出来，脸上还沾满了她的鲜血。

在那一刻之前，我内心曾经渴望冒险，有点盼望联邦政府的人到来。现在我感到了真正的恐惧。我想象我的哥哥们蹲伏在黑暗中，汗津津的手从步枪上滑下来。我想象母亲口干舌燥，疲惫不堪，从窗前往后退。我想象自己平躺在地板上，静静听着田野里蟋蟀的清脆鸣叫。然后我看见母亲站起来，伸手去够厨房的水龙头。一道白光，一声枪响，她倒下了。我一跃而起，接住婴儿。

爸爸从未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我们家没有电视和收音机，所以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结局。关于这件事，我记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下一次，可能会轮到我们。”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耳际。蟋蟀的鸣叫，桃子扑哧掉进玻璃罐里的声响，以及擦拭SKS步枪时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都能让这句话在我耳畔回响。每天早上，当我经过火车车厢，在繁缕和牛蓟草丛生的泰勒埋枪之地停留时，都会听到这句话。后来，当爸爸早就忘记了《以赛亚书》中的那个启示，母亲又重新把“西方家庭”牌低脂奶的塑料罐子塞进冰箱，我还会记起韦弗一家人的遭遇。

差不多早上五点了。

我回到我的房间，脑袋里满是蟋蟀的叫声和枪声。睡在下铺的奥黛丽在打鼾，一种低沉而满足的嗡嗡声让我也渴望这样睡去。但我爬上床，交叉双腿，望向窗外。五点过去了。然后是六点。七点钟，奶奶出现了，我看着她在她家露台上走来走去，每隔一会儿便回过头来朝小山丘上的房子看看。然后她和爷爷上了车，朝公路驶去。

车开走后，我下了床，用水泡了一碗麦麸喝。我来到外面，朝谷仓走去，卢克那只叫“神风”的山羊轻咬我的衬衫，以示欢迎。我走过理查德用旧割草机改装的卡丁车。我喂了猪，填满饲料槽，把爷爷的马牵到一片新牧场。

做完这一切，我爬到火车车厢顶上，眺望着山谷。很容易就能假装这是一列行驶中的火车，它正疾驰向前，随时可能将山谷抛在身后。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脑海中玩这个幻想游戏，但今天就是无法获得那种眩晕感。我的视线离开田野，转向西边，面对着山峰。

春天，当针叶树从雪里露出头来，深绿色的针叶在黄褐色的泥土和树皮的映衬下，显得几乎呈黑色时，印第安公主最为清晰可见。现在是秋天。虽然还能看见她的身影，但她正在消隐：垂死的夏天的红黄色遮掩了她黝黑的身影。很快就要下雪了。山谷里的第一场雪会融化，但山上的雪会存留，将公主掩埋，直到来年春天，她才会充满警惕地再次出现。

助产士

“你有金盏花吗？”助产士问，“我还需要半边莲和金缕梅。”

她坐在厨房流理台前，看着母亲在我们的桦木橱柜里翻找。她们之间的台面上放着一台电子秤，母亲偶尔会用它给干树叶称重。那是春天，尽管阳光明媚，早晨还是有一丝寒意。

“我上周做了一批新鲜的金盏花酊剂，”母亲说，“塔拉，快去拿来。”

我取回酊剂，母亲把它和干药草一起装在一个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