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回信。我告诉她，她说得对，我们当然应该阻止肖恩，但我让她先按兵不动，等我回爱达荷州再说。我不知道我为何让她先等等，等一段时间会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与父母交谈会有何结果，但直觉告诉我情况不妙。只要我们还没有问，就有可能相信他们不会放任不管。告诉他们这些是在冒难以想象的风险，意味着我们心里明白他们早就知道此事。

奥黛丽没有等待，甚至一天也没等。第二天早上，她给母亲看了我的电子邮件。我无法想象那次谈话的细节，但我知道对奥黛丽来说，把我的话摆在母亲面前，一定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她终于可以说：我没有疯，这事也发生在塔拉身上。

那一整天，母亲都在思考这件事，然后她决定听我亲口说出这些话。那是爱达荷州的傍晚时分，英国已近午夜，母亲不确定如何拨打国际长途，便上网联系我。屏幕上的文字很小，局限在浏览器角落的一个小文本框里，但不知怎的，它们似乎吞噬了整个房间。她告诉我她已经读了我的信。我鼓起勇气，做好了她发火的准备。

面对现实是痛苦的，她写道，意识到有丑恶的东西存在，而我对此视而不见。

这些话我读了很多遍才明白。我意识到她没有生气，没有责备我，也没有试图说服我那不过是我的想象。她相信了我。

别自责，我告诉她，自从那次车祸后，你的思想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也许吧，她说，但有时我觉得是我们选择了疾病，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有益。

我问母亲为什么她从来不去阻止肖恩伤害我。

肖恩总说是你找的茬，我猜我宁愿意相信是这样，因为这更容易。因为你坚强又理智，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肖恩不是这样。

这个说不通。如果我看上去很理智，那么肖恩告诉母亲是我找茬打架时，她为什么相信他呢？怎么我成了需要被制服、被管教的那个？

我是个母亲，她说，母亲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肖恩承受了太多伤痛。

我想说她也是我的母亲，但我没有说。我输入：我觉得爸爸不会相信这些。

他会的，她写道，但这对他来说很难。这会让他想起自己的躁郁症给我们家造成的伤害。

我从未听母亲亲口承认过爸爸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几年前，我告诉她我在心理学课上学到的关于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知识，但她对此不屑一顾。听到她现在这么说，我感到无比轻松。这种疾病也给了我一些反击父亲的勇气，所以当母亲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儿找她，为什么不寻求帮助时，我如实作答。

因为你太受爸爸的欺负，我说，你在家里没有实权。一切都是爸爸说了算，而他是不会帮助我们的。

我现在更强大了，她说，我不再因害怕而逃避了。

读到这些文字，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年轻时的母亲，她头脑聪颖、活力四射，但同时又忧心忡忡、顺从听话。接着她的形象变了，她的身体变得又瘦又长，一头长长的银发随风飘动。

埃米莉正受欺负，我写道。

是的，母亲说，就像我以前一样。

她就是你，我写道。

她就是我。但现在我们更明白了，我们可以重写故事。

我问起她记忆中的一件事。那是在我去杨百翰大学上学的前几周，肖恩经历了特别糟糕的夜晚。他把母亲惹哭了，然后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我发现母亲在厨房餐桌旁抽泣，她叫我不要去杨百翰大学。“你是唯一足够强大，能对付他的人，”她当时说，“我对付不了他，你父亲也不行，只有你可以。”

我慢慢地、极不情愿地敲出下面的文字：你不让我去上学，说我是唯一一个能对付肖恩的人，你还记得这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