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结了。我们把冰敲碎，但它很快又结了冰，于是我们只能提一桶桶的水给马喝。

那天晚上大家都待在屋里。母亲在厨房里调制精油。爸爸在扩建区，我开始开玩笑地将这里叫作“小教堂”。他躺在深红色沙发上，肚子上放一本《圣经》，而卡米和理查德正在用钢琴弹奏赞美诗。我拿着笔记本电脑，坐在爸爸旁边的双人椅上，听着音乐。我正要给德鲁写电子邮件，这时后门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门砰的一声开了，埃米莉飞跑进房间来。

她用瘦弱的手臂紧紧环抱自己的身体，大口喘气，浑身哆嗦。她没有穿大衣和鞋子，只穿了一条我留下的牛仔裤和一件我穿过的T恤。母亲把她扶到沙发上，从近处拿过一条毯子将她裹住。埃米莉号啕大哭，甚至过了好几分钟母亲也没能让她说出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还好吗？彼得在哪里？他身体虚弱，个头只有同龄孩子的一半，因为肺部发育不完整，他还戴着氧气管。难道是他小小的肺衰竭了，停止了呼吸？

在不时的啜泣和牙齿的颤抖中，埃米莉断断续续地讲出了事情原委。据我所知，那天下午埃米莉去斯托克斯商店购物，给彼得买错了饼干。肖恩大发雷霆。“你连吃的都买不对，他怎么能长大呢？”他尖叫着，说完抱起她，将她从他们的拖车里扔到了门外的雪堆上。她敲门求他放她进去，之后才跑上山坡来到我家。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盯着她赤裸的双脚。它们冻得通红，看上去像被火烧伤了一样。

我的父母一边一个陪埃米莉坐在沙发上，拍着她的肩膀，紧握着她的手。理查德在他们身后几英尺的地方踱着步子。他看上去沮丧、焦虑，好像想马上采取行动，只是被控制住了。

卡米仍坐在钢琴旁。她一脸困惑地盯着坐在沙发上的三个人。她没有听懂埃米莉的话，不明白为什么理查德在踱步，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每隔几秒就停下来看一眼爸爸，等待一个词语或一个手势任何该做什么的信号。

我看着卡米，感到胸口一阵发紧。我恨她目睹了这一切。我想象自己身处埃米莉的位置，这很容易做到我忍不住这样想一时之间我又回到那个停车场，高声尖笑，试图让周围的人相信我的手腕没有断。没等我反应过来自己在干什么，我已经穿过了房间。我一把抓起哥哥的胳膊，将他拉到钢琴前。埃米莉还在抽泣，我用她的抽泣压住我的低语。我告诉卡米，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两口子的私事，埃米莉明天会为此感到难为情。看在埃米莉的分上，我说，我们应该都回到各自的房间，把这件事交给爸爸处理。

卡米信了我的话，站起身来。理查德犹豫了片刻，最后深长地看了爸爸一眼，然后跟着她走出了房间。

我和他们一起穿过走廊，然后又折返回来。我坐在餐桌旁看着钟表。五分钟过去了，接着十分钟过去了。来吧，肖恩，我在心里默念，现在就过来。

我说服自己，如果肖恩在接下来几分钟里露面，那将是为了确保埃米莉来到了这里确保她没有在冰上滑了一跤摔断腿，也没有在雪地里冻死。但他没有来。

二十分钟后，当埃米莉终于不再哆嗦，爸爸拿起了电话。“过来把你老婆接走！”他冲话筒吼道。母亲搂着埃米莉的头，让它靠在自己的肩上。爸爸回到沙发上，拍了拍埃米莉的手臂。我盯着他们三人挤在一起，有一种感觉，这一切以前发生过，每个人的角色都经过精心排练。甚至包括我的。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是如何在本该保持沉默时开口，却在本该说话时闭上了嘴巴。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自我们童年起就一直扮演的那种古老、脆弱的角色的颠覆。女性需要埃米莉需要从托词中解放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人。表达意见，采取行动，蔑视顺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

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