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了母亲，她脸色一沉。我们驱车一百英里，沿途到每一家二手商店苦苦寻找，但一无所获。在最后一家店的停车场里，母亲噘起嘴唇说：“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试试。”

我们开车去了安琪姨妈家，把车停在她和外婆共用的白色尖桩栅栏前。母亲敲了敲门，然后站在门外，理顺头发。安琪见到我们很惊讶母亲很少看望这个妹妹但她热情地微笑着请我们进屋。她家前厅有许多丝绸和蕾丝，让我想起了电影里豪华酒店的大堂。我和母亲坐在淡粉色的褶皱沙发上，母亲解释了我们为何而来。安琪说她女儿有几条裙子，可能用得上。

母亲坐在粉红色的沙发上等着，安琪领我来到楼上她女儿的房间，摆出一大堆裙子，每一件都很精美，有着繁复的蕾丝花边和雅致的蝴蝶结。起初我不敢去碰它们。安琪帮我一一试穿，系上腰带，扣上扣子，整理好蝴蝶结。“你应该穿这件。”说着，她递给我一件深蓝色的裙子，裙子上身镶有白色编织坠饰。“上面的小装饰都是你外婆缝的。”我拿了那件裙子，还有另一件带白蕾丝花边的红色天鹅绒裙，和母亲开车回了家。

这出剧一星期后开演。爸爸坐在前排。演出结束后，他径直走到售票处，又买了第二天晚上的票。那个星期天他在教堂没有谈论别的。不再谈论医生或光明会，也不再提什么千年虫，只谈论镇上上演的那出戏剧，他的小女儿在里面担任主唱。

尽管爸爸担心我离家在外的时间太久，但他并没有阻止我去为下一出剧以及再下一出剧试唱。“谁知道剧院里在进行什么勾当，”他说，“很可能是通奸者的巢穴呢。”

下一部剧的导演离婚的时候，爸爸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说这些年来他没送我去公立学校读书，可不是为了看我在舞台上堕落。之后排练都是他亲自开车送我去。几乎每晚他都说以后不会再让我去了，说他迟早会在哪天晚上去虫溪剧场把我拖回家。但每次演出一开始他就来了，坐在第一排。

有时他扮演经纪人或经理的角色，纠正我的演唱技巧，为我推荐曲目，甚至为我的健康出谋划策。那年冬天，我的嗓子持续疼痛，无法唱歌。一天晚上，爸爸把我叫到跟前，撬开我的嘴，查看我的扁桃体。

“它们都肿了，好吧，”他说，“肿得跟杏子似的。”母亲用紫锥菊和金盏花也没能让它们消肿，爸爸便提出了自己的疗法：“人们不知道，其实太阳才是最强大的药物。夏天人们不会喉咙痛就是这个原因。”他点了点头，仿佛对自己的逻辑深表赞同，然后说，“如果我的扁桃体像你这样，我就会每天早上出门站在太阳底下，张开嘴巴，晒上半小时左右。它们很快就会消肿。”他称之为“治疗”。

我这样坚持了一个月。

站在那里，抬起下巴，头向后仰着，让阳光照进喉咙，这个姿势极不舒服，我连半小时都坚持不了。十分钟后我的下巴就开始疼痛，且一动不动地站在爱达荷州冬日的严寒中，人很快就冻僵了。我的喉咙越来越疼。每当爸爸发现我嗓音沙哑，他就会说：“嗯，你还能指望怎样？我都整个星期没见你好好治疗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虫溪剧场：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孩，和一群公立学校的孩子一起笑着，穿一双白色大鞋，卡其短裤，笑容灿烂。他没参演戏剧，但城里又没什么地方可以消遣。那个星期，他来看望他的朋友，我又见过他几次。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后台黑暗的角落闲逛时，一转弯，发现他坐在我最喜欢坐的木箱上。箱子孤零零的这正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他向右挪了挪，为我腾了个地方。我如坐针毡般慢慢地、紧张地坐下。

“我叫查尔斯。”他说。他停顿了一下，等着我说我的名字，但我没吭声。“我在上一出剧里见过你。”过了一小会儿，他又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