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礼炮声很大，可我还是听见了。

他说：“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要比他先找到你。”

隔着车窗的烟雾突然变得很浓厚，我什么都看不清。直到车重新开动了一段距离，离那个路口已有三条街那么远，我才恍然发现，致使我看不清的不是烟雾，而是泪水。

我睁大眼，打开车窗，让那些泪水被风吹干，然后我转过头，说：“阮文毓，我们结婚吧。”

他没有像三年前我说要和他在一起时那样惊讶，他只是异常平静地点点头，侧头对我说：“好。”

我看着他年轻好看的侧脸，心想我真是罪无可恕。

回去后的第二天我接到秦叔叔的电话，他说程靖夕答应宽限他两个月的时间，让他的鱼苗长成卖出后再搬走，并且不需要他支付赔偿金。我听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我想起在度假山庄刚见到程靖夕的那天，他抗拒我，推开我，要将我作为一个陌生人对待。可最后，他到底还是帮了我这个忙。

我想我们之间大抵只能用歌里唱的那样来形容，谁爱上谁是谁的错，谁爱上谁又是谁的祸。

之后我就一直忙着工作的事，花店老板是植物学院的退休老教授，为人厚道，不仅没接受我的请辞，还让我在伤好以前只负责当收银，送花和其他工作他亲自出马。他话是这么说，可当我拆石膏后，他仍是让我负责管账，不让我做体力活。弄得我非常愧疚，总觉得自己占了他的便宜。我这人最怕占人便宜，别人觉得没什么，我却会终日惦记在心上。

我将我这个想法告诉阮文毓，他说：“不如婚礼上用的所有花，就在你们花店订吧。”

我想了想，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回去同花老板一商量，他欣然同意。当然了，我并没有告诉他，订的花是用在我的婚礼上。

“婚礼”这两个字，仿佛是一件陌生的东西突然呈现在你眼前，逼着你去熟悉。心中有些莫名的抗拒，大概还是因为这场婚礼本来就不是为爱而举行吧。婚期定在三个月后，婚礼全权由阮文毓负责，我跟阮文毓说婚礼一切从简，他说正有此意，租了个远离市区的小教堂，而我这边的亲友，仅有苏荷、兰西，还有王阿姨。

为了这事，我特意去王阿姨工作的医院找她，却扑了个空。她的同事告诉我，她去年退休后就跟着一支医疗救助队周游全国，哪里需要救助，他们就去哪里。同事也劝她那么大年纪了别凑热闹，给那些身强体健的年轻人去做慈善，可王阿姨却坚持，说是除了做善事积福，她还可以走自己走丢的亲人。

我心里一阵难过，我知道她要找的那个亲人就是我。我当即就拨了个电话给她，却不在服务区。她的同事告诉我，王阿姨找人经常会去些偏僻的地方，所以手机经常收不到信号，不过每个月她都会和他们联络一次。我把我的新手机号留给了王阿姨的同事，希望他们可以帮我转告消息，别让王阿姨担心我的下落。

出了医院大门后，我就蹲在地上哭。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失败很没用，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自己任性妄为，我总以为我的不解释是不用给他人添麻烦，却没想到这样做反而给身边的人带来更多的困扰。

我死死咬着唇，哭得浑然忘我，旁边来来往往的人都将目光落在我身上。然后我就看到了程靖夕，柳飘飘推着他，袁北辙撑着伞走在他们后头，三人脸上都挂着或浓或淡的笑，朝我隔壁的那栋医院大楼走去，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

我顿时感到一股积蓄已久的悲怆直冲脑门，一口气没提上来，咳了半天。

阮文毓的电话响了好久我才接起。

他说：“你哭了？”

我立马敷衍道：“不是，刚喝奶茶喝太快了，一下呛到了，声音听起来才有点浓重的鼻音。”

他半信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