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地、失去理智地，在黑暗房间的雪白床单上。

无论如何，在失去一切之前，要先得到一切。

翌日早。

医院的节奏很慢，很拥挤。不来医院的人可能想不到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在生病。

人们戴着口罩，面色凝重又不安。

景燃要做一些检查，血常规、透视、肝肾功能、麻醉评估。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们被蒋边鹤带着，穿过放射科后，又走过一个连廊，最后停在住院部的某个医生办公室。

他们这才见到那位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教授，教授看上去六十多岁，勉强能说英文，不过大部分交流还是靠翻译。

景燃此前在这间医院做过脑部核磁共振，在新的核磁共振图像上传完成之前，教授只看了前一次的结果。

他本人很乐意帮忙，但他也阐述了手术的风险。

医生办公室里不单单是教授和翻译，还有医院里神经外科的其他几位医生，其中有一位曾为景燃看诊过。

“风险在于，我倾向于双主刀手术。”教授说，“肿瘤的位置很不好，所以我们需要依靠术中磁共振来引导手术路线，我们不能移动脑动脉，但我可以通过你的鼻腔进入颅内切除手术，但同时我们必须平衡你颅内的压力，所以我在切除手术的过程中，你依然要被开颅，以平衡颅压，也预防脑动脉出血。”

“也就是说，需要两位主刀医生。”燕岁说。

此时，另一位医生点头说：“对，双主刀手术需要两位医生配合默契，这也是这台手术的风险之一。”

“当然了，我们必然会在最大限度上保证患者的存活率。”医生说，“你们还要考虑考虑吗？”

毕竟，教授不会长久地留在国内，他只是过来做一次学术讨论而已。

“不用考虑了。”景燃说，“就近决定一个时间吧。”

离开医院后，燕岁把六百六十六块六现金全部塞进了寺庙的功德箱。

寺院香火旺盛，他一根香都没买，也没拜佛，塞完钱扭头就走。景燃跟在后面哭笑不得，“你这佛拜得挺实诚。”

燕岁翻了他个白眼。

北京六月初的柳条抽了新芽，没那么冷了，但也不算暖和。路上电车的充电桩满满当当，燕岁扎起了头发，景燃一直走在他后面，时不时上前去拽一下他那个小揪。

“你手是不是欠。”燕岁问。

景燃点点头，“以前上学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那帮男生去拽喜欢女孩儿的头发，现在好像有点理解了。”

“这不是你手欠的理由。”燕岁说。

“喔。”景燃收手了，没再拽过。

蒋边鹤给他们的感觉挺靠谱的，但好像又很闲的一个人，取决于在周一周二这样的工作日，他还能提前去某个大火的餐厅排队。并且打电话给他们，说赶紧过来，这儿上菜可快了。

在北京闲着溜达着，过去了五天。

两天后，就是手术的日子。

蒋边鹤拍着胸脯说，咱北京这家医院，全国最强，永不转院，你就放心吧。

搞得跟里头医生师出他门下似的。

俩人都不爱打听别人，蒋边鹤倒是自己侃起来，他说他和骆琰飞打小就认识，骆琰飞那小子初中跟人飙车，骑个摩托顺着山坡滚，脖子差点没给他滚断，就这家医院救回来的。

又说了一大堆骆琰飞的糗事，最后掏出来二百现金，说，这是骆琰飞今日还款。

晚上回去酒店后，景燃让燕岁打电话给阿笙，如果阿笙有空，手术当天让她在这里陪他。

燕岁说不用，他一个人可以。

景燃比较坚持，“你一个人在外面我不放心。”

燕岁把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