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累得快要直不起身子了，她坐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的世界，有些出神。

那个士兵，叫托马斯什么的士兵，还差一个月就满十八岁的士兵，永远留在了这片雪地里，他死在了前往战场的路上，不知道为什么而死，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尸体无法运走，那些和他情谊不深的队友只给他挖了个坑，把他埋了进去，在上边立了一个木制十字架。

安娜突然冲向洗手间洗手，她的手已经清理得足够干净，脸上没有血迹，但她依然觉得自己身上淌着鲜血，那是从一个少年的身体里流出来的鲜血，温热的，黏糊糊的，瞬息之间凝结成冰点。

她突然一阵干呕，扶着洗手台呕了几声，却什么东西都吐不出来，她感到饥饿，同时又没有什么食欲。

井上惠子把一条手帕递给她，眼中含着忧心。

安娜把帕子接过，擦拭，一语不发。她看见了镜中自己的模样，人不人鬼不鬼。

（兰#生@柠！檬~）由于前边情况不明，他们没有再继续往前，二手退回了基辅，安娜也成了基辅医院的一名战地医生。

她们在这里遇见了埃里希。

战争打响以后，埃里希就加入了红十字会战地医院，仔细算来，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面，此刻在这样的情境下见到老同学，不禁百感交集。

几人畅谈一番，埃里希得知她们的情况，心中也是焦急万分，但他也没有解决的办法，他没有办法帮她们弄到前往柏林的通行证。

他提议：“你们可以先跟着红十字会，至少有一点安全保障。”

当然，也是相对安全，目前基辅也是暗流涌动，各种势力混杂，子弹无眼，打起来的时候谁还管你是什么人呢？

在暂时无法返回柏林的情况下，比起为纳粹军队服务，被那群疯子拿着枪呼来喝去，红十字会医院当然是比较好的选择，安娜和井上惠子立刻答应。

经过埃里希的一番操作，第二天，她们变成了红十字会医院的一员。

由于这是德占区的医院，就算是挂在红十字会旗下，也不敢明目张胆收治敌对国家的军人，所以这家红十字会医院里只有德国军人以及一些当地的普通平民。

由于埃里希的关系，安娜和井上惠子被分配到了照顾平民的工作，这让她们很是感激。

每天都有大量的伤兵从前线运输回来，医疗系统几近崩溃，医护人员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六个小时以上，除了解决生存需求，安娜一回到宿舍，几乎是倒头就睡。

她过了好几天这样昏天黑地的日子，忙到没有时间思考接下来的安排。

她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希望那封信能尽快送到弗雷德里希的手上，让他不要担心。

局势不紧张的时候，德军愿意做出开明的样子，表明对“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

的支持，不大干涉红十字会的工作，可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大批伤员退下来，就不可避免产生冲突。

这天，安娜刚为一位士兵做完一台手术，刚从手术室出来，就听见了护士站的交谈。

一位党卫军军官指挥着士兵，“病房里的平民都清理出去。”

院长是一个德裔中年妇女，具有安娜所不具备的坚定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她站了出来，挺直腰板，说：“指挥官阁下，这些平民伤势很重，只能接受住院治疗。”

军官用冰冷的口吻说：“很抱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优先考虑我的士兵。”

“指挥官阁下，这是红十字会医院，不是你们军方的医院，你们无权赶走这些平民。”

几个党卫军士兵立刻拔出枪，指着院长以及一众医务人员，气焰极度嚣张：“这就是我们的权力！把他们搬走！”

院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