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下周一，钟漱石仍然神采奕奕的，出现在集团楼下。

例会前，高层们关心他身体，都问怎么样了，是不是要紧。

钟漱石淡漠着，说没事，我们开始开会。

只有郑廷的眉头锁了起来。他知道，这种时候钟漱石说没事，就是有大事。

他日渐忙碌起来，工作比之前抓得更务实、周到，细致到各方面。

原先去或不去，都影响甚微的酒局，钟漱石基本会露个面。

他几乎是有意识的，把自己放逐到笙歌鼎沸中，好与孤独绝缘。

等盛筵一散，回到那一座冷冰冰的宅子，钟漱石时常绕着那一池鱼走。

他怕看见孟葭精心喂养的红鲤。每次路过，都像一个只身犯险的贼，心里头又惊又惧。

后来，钟漱石甚至搬到了客房睡，他不敢住在主卧。

那张摆在高处的大床上，寸寸薄被，有他们几百个日夜的厮磨。

枕头上，还残留冷红泣露的气息，会照见他的满怀冰雪，簌簌发抖。

他时常的睡不着觉，索性披衣起身，去书房整理孟葭的东西。

她留下了很多带不走的物件。

直到累了，那点微末的困意上来，就伏在案上睡一会儿，很快天又亮了。

钟漱石慢慢变得不大爱回去。

很多个深夜，郑廷来办公室送文件，都看见他靠在桌边站着，背对了门，手上拨着一个金色打火机。

钟漱石的办公桌上，亮着一点豆大的灯光，脚下是万家灯火。

但倒映在他眼底，再璀璨的光华，都成为暗沉沉的一片死寂，举目皆破败。

而他困顿其中，挣扎不脱，也懒得挣扎。

郑廷放下文件，也只能劝句早点休息，虽然明知钟总不会听，这话他已说过太多次。

也只有在钟灵说起孟葭，说她上个月拿了奖，这个月又要去联合国实习。

只有这种时候，郑廷瞧着钟漱石，才能捡回一片魂来。

那年冬天，一次深夜加班回去，刚出大楼，钟漱石就扶住了门框。

随即脸色苍白的，皱着眉头倒了下去，郑廷慌手慌脚的，把他送到医院。

是胃出血引起的晕厥。

原来出门前，他在办公室里，刚刚呕过一滩血。

钟文台第一次出言责怪他，说这个秘书到底怎么当的。

郑廷不敢说话。

好在韩若楠赶了来，她说，“您孙子的脾气，这么多年了还不清楚吗，他什么时候病了会声张？”

事后她也问过郑廷，“他这段日子都不开心？为了那个女学生。”

郑廷点头。

但他也厘不清，究竟是因为孟葭的离开，还是她不爱他。大概兼而有之。

韩若楠听完，也只是叹了声气，说何苦来。

钟漱石在医院住了一周，韩若楠一直照顾着他，但问他怎么了，他总说没什么事。

连他自己都无从谈起。总攥着一本旧书，始终停在那一页，不肯翻过去，究竟怎么个意思。

钟漱石搬回大院后，有谈心兰看着，总算肯保养几分身体。

他回西郊的频率低了，也不再对着那一箱孟葭的东西出神，一整天不说一句话。

虽然日常看着，他还是一副提不起精神的模样，对什么都兴致平平。

直到钟灵疯够了从伦敦回来，赶在谈心兰的寿宴前，把那本《浮生偈》交到他手上。

当时集团斗争形势已十分复杂。

钟漱石站在三岔路口，风云变幻间，也斟酌不定往哪儿走。

孟葭的一番心迹，叫他又高兴又生气的同时，给他指了条明道。